大唐300年风云变幻，多少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埋骨东都洛阳，以至北邙山上“旧墓人家归葬多，堆着黄金无买处”。这么多唐代墓葬，本系列中不可能一一写到，那么，它们的整体情况如何？我市文史专家、千唐志斋原馆长赵跟喜先生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对唐墓作了总述。

    北邙山、万安山、龙门西山，唐代三大丛葬地

    记者：赵老师，我近来写唐墓时常常感到困惑：葬在洛阳的王侯将相、才子佳人那么多，地面遗存却非常少，能找到墓冢的屈指可数，这是为什么？

    赵跟喜：洛阳唐墓有一个特点，就是墓多陵少，很少有地面遗存，但是出土墓志很多。唐墓不像周、汉、魏时期的那样“墓冢高嵯峨”，这与当时的葬制有关。

    唐代帝陵集中在长安，洛阳为东都。位高权重的功臣及宗室，死后都要陪葬帝陵；那些曾经声名显赫的朝廷重臣，一旦不慎跌落深渊，失去了陪葬资格，不能再回长安，就会选择葬在洛阳。这些人的墓冢本来规模就不大，加上盗挖或水土流失，年深日久多有损毁，地面上自然就什么也看不到了。

    记者：常言说：“生在苏杭，葬在北邙。”这句“广告词”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

    赵跟喜：邙山北临黄河，地势开阔，土层深厚，宜于殡葬。东汉及北魏时期的王侯公卿多葬于此，唐代以来的名门望族、缙绅百姓也都认为邙山是风水宝地，即使死在遥远的江南或塞北，临终也要嘱托子孙，将自己还葬北邙。“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说法由此而来。这种说法唐时就有了，今人承袭的还是古人对北邙山的认识。

    因为人们都想把北邙山作为“终极归宿”，唐时这里已是茔地连接，楸柏葱郁，“几无臥牛之地”。当然，这并不是说邙山上真的连一头牛也卧不下了，而是说墓地都已“有主”，后来者拿钱也买不到。

    记者：洛阳唐墓的分布似乎不太集中，除了北邙山，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吧？

    赵跟喜：洛阳的唐墓丛葬地有三大块：一是北邙山，包括首阳山；二是万安山；三是龙门西山。

    北邙山“起自河口，西逾平阴”，东西绵延200里，“车辙广若长安路，蒿草少于松柏树”，自然环境很好。由于这里的墓葬太多，已经“饱和”，后来者只好另择地方。比如洛阳城南的万安山，就是唐代李、卢、郑、崔、裴、姚、王等名门望族的茔地，名相姚崇、张说等都葬在这里。由于位置相对较偏，直到20世纪50年代，万安山南麓的田间地头还立有不少石碑。

    唐代的龙门西山，范围比现在要大得多，那里葬有不少皇亲国戚及世宦显贵。如唐高宗与萧淑妃的儿子李素节，死在洛阳城南的龙门驿，其九个儿子全部“窆于河南府龙门乡之平原”，就是现在的龙门西山。你前几天去访李德裕平泉庄，一路经过的张沟村、毕沟村都是唐代丛葬地。因为龙门西山寺院很多，附近还葬有许多僧尼，其中有一些来自异域。

    唐人墓志是一部“石刻唐书”，可以证史、纠史、补史

    记者：您刚才说，唐墓的一个特点是墓志多，这些墓志是怎么保留下来的？

    赵跟喜：墓志之作，意在传世。北魏迁都洛阳后，王公贵族都葬在洛阳，为了便于后人辨识茔地，他们多在青石上刻墓志铭，伴自己长眠地下。

    到唐代，刻志之风盛行，墓志成了一种时尚。无论男女老幼、高官平民，死后都可以刻一方墓志，标明自己的世系爵里、生平事迹、配偶子嗣、卒时葬地等，相当于今人的传记。不过，这种石刻传记比写在纸帛上的传记更有生命力，它久藏地下也不会损坏，随着陵谷变迁，山川更易，还会重见天日，让人借此了解历史。

    当然，墓志能够保留下来，还得益于志石的笨重。唐人随葬品中多金银器物，以致盗墓成风。不过，盗墓者的目标主要是金银珠宝、三彩冥物等，对笨重的志石则很少问津。这些志石出土后往往流落民间，老百姓用来捶布洗衣、修筑沟渠或者砌墙填基等。后来，有识之士从民间征集，许多墓志才得以保存下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它们的真容。

    记者：墓志主要有哪些作用？

    赵跟喜：洛阳历代出土的墓志有上万方，其中唐人墓志占大多数。从李渊、李世民父子的武德、贞观起，历开元、天宝，到晚唐的天复、天祐，包括武则天的改元、安禄山的僭号，历经300载，年号所缺无几。这些志主的身份各异，既有相国太尉、刺史太守，也有雄据一方的藩镇大吏，有官卑职微的尉丞参军，也有处士名流，甚至寺观僧道、宫娥才女。别看一些志主名不见经传，他们的墓志中对唐代一些重大事件也多涉及。可以说，古人在不经意间，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唐书”。

    《千唐志斋藏志》中，有武则天大周时期墓志148方，其中程思义等人的墓志中提到武则天重用酷吏，董怀义、白知礼等人的墓志记述了“后武则天时代”的一系列宫廷政变，还有一些墓志中讲到安史之乱……可以这样说，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民俗等方面，墓志中都有涉及。

    同时，作为当事人一生的总结，其中所记事件都是亲历，且由同时代人所作，墓志在证史、纠史、补史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很多时候，它比史书更为可靠。

    一方方墓志，还是打开一个个千古之谜大门的钥匙。比如李素节的九个儿子被武则天的酷吏诛杀于舒州，到底葬在何处，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后来，他第九子的墓志在龙门广化寺西北出土，人们才弄清楚，原来这九子之墓就在龙门西山上。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禄山打进洛阳，国史散失。关于唐玄宗天宝年间这段历史，新、旧《唐书》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张冠李戴，要么时间移位，“吏部”写成“工部”之类的谬误时常出现，很令后来的史官头疼。而那段时间的墓志，则是检验史书的一把尺子。

    穿越千年，

    让历史更加鲜活

    记者：最近，我翻看您参与编篡的《千唐志斋藏志》和《全唐文补遗》，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墓志的女性志主占了约一半，比史书中的女性所占比例高多了！

    赵跟喜：大唐是一个包容、开放的王朝，女皇武则天执政，也使女性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她们可以与男子一样在墓志中展示生平。墓志中，像“大周雍州司兵李氏妻王氏（姜嫄）”、“博陵崔公（藏之）夫人汶水县君太原王氏”等志主有很多。

    在这些志主中，还有一位叫马凌虚的女道士。她是洛阳城中的绝色女子，23岁，风华正茂，“鲜肤秀质，环意蕙心，光彩可鉴，芬芳若兰”，并且才艺双佳，“有七盘长袖之能，三日遗音之妙，挥弦而鹤舞，吹竹而龙吟”。可是，安禄山的铁蹄踏碎了东都的繁华，她被卷入了安史之乱的漩涡，所在的开元观被改为圣武观，不幸很快来临。安禄山的部下独孤问俗将她掳去，“未盈一旬，不疾而殁”。同为安禄山慕僚的李史鱼为她写了墓志，也算一篇奇文。

    记者：都说“读史可以明智”，今人通过墓葬回望唐代，您觉得会有哪些启迪？

    赵跟喜：史书往往是纵向讲述一个王朝的人和事，讲求盖棺论定，只是一个骨架。还有很多人物史学家们没有将其记载下来，或者所述不清。墓志的出土，就使这些被时光的尘土掩埋的人，像一面铜镜又发出了光芒。这些酣睡的灵魂穿越千年，与今天的我们对话，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地了解他们的生前事与身后名。

    郑虔是唐代名士，他在屋里贮满柿叶，用来画画写字。后晋的刘昫把他写入了《唐书》：“玄宗爱其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为置广文馆，以虔为博士。”这位广文馆博士从此天下闻名。他卒于台州官舍13年后，两个女儿将其遗骸迁回洛阳，葬于其夫人王氏在定鼎门外的茔地。

    李邕是唐代书法家，因当过北海郡守而得名李北海。他性格豪放、不矝细行，竟在武则天主持的会议上拍案而起，声色俱厉地指斥政敌，连女皇也拿他没有办法。但是，他最终没有逃过李林甫的迫害，73岁时被杖杀于山东郓城东30里的发配路上。后来，他的侄子李昂当了著作郎，为他撰文作铭，才出了一口怨气，“世人有不知公者，或以为外暴内侈，尚华好侠，曾不知泛爱之道，犹春风入林，不辩嘉木与众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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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古人还有很多，他们从北邙山走来、从万安山走来、从龙门西山走来，是洛阳文化深厚积淀的一部分。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他们的气息，这使我们能够更加接近历史，认真审视历史，然后用宽广的胸怀、宁静的目光、平和的心态看待问题，这就是古墓葬对我们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