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十年动乱”后期。

    那几年，我老家所在的农村，为了刹住日益严重的“偷粮风”， 根据上级要求各生产队都成立了护粮队，在夏收、秋收时节，不分昼夜在地里巡逻，被抓住的偷粮者，要游街示众，大规模的“偷粮风”一度得到了遏制。不过，一到秋收前夕，又会有为吃饭问题发愁的社员“顶风作案”！

    一天下午，身为生产队会计的我带着俩民兵，正让头天晚上偷嫩玉蜀黍的社员游街，老队长推着队里的自行车，走到我身边小声说，你爹去县城拉粪回来路过张庄，偷人家的嫩玉蜀黍给抓住了，本来人家也要游街哩，你爹说了我的名字，张队长和我熟，电话打到咱队部，让去把人带回来。

    我愣住了，好半天才皱着眉头恨恨地说，真丢人！

    老队长瞪我一眼，说这年月，偷两穗嫩玉米丢啥人？这是我给张队长的信，骑车去把你爹带回来，甭埋怨你爹。

    我接过信推着车，到代销点买了盒黄金叶，就骑车朝张庄急奔。

    一只脚刚踏进张庄队部办公室，我就看到蹲在墙角把头低到裤裆的爹。

    我赶紧拿出烟和信。看了信，张队长抬头盯我一眼笑着说，咱们好像见过面。张队长走过去搀着我爹的胳膊说，老叔，不知你是干部家属，叫你受委屈了。

    爹可能是蹲了很长时间，嘴里说着怨我一时糊涂，丢人了，腿却站不起来。我忙搀住爹的另一只胳膊，和张队长一起把爹扶到桌旁的凳子上坐下。

    张队长从桌子下拿出水壶，倒了两碗水说，掰两穗玉米屁大点事，你和老叔都喝碗水，歇一会儿再走吧。

    我拉着粪车离开张庄村头50多米时，爹说，歇歇吧，从小到大你还没出过这力。

    这时，我已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正像爹说的，初中毕业返乡先当记工员后当会计，我真没干过出大力的活。

    看我气喘得匀了，爹说，还是叫我来拉吧，你快骑车回去给老队长说说，别叫外人知道爹这丢人事，影响你在队里的威信。

    让我至今仍后悔的是，我在推住自行车的瞬间， 竟脱口而出，爹，我当着干部哩，咱以后千万别再干这偷偷摸摸的事了。

    平常一贯高声大嗓的爹，此时低声下气地说，唉，我原本想着你是队干部，和你娘都说过，不管别人家怎么着，咱家绝不偷队里的一粒粮食，今儿个我一时糊涂，给你丢大人了。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爹说完竟啪啪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

    我赶紧抓住爹的手说，爹，你别太自责了，老队长都说这年月偷两穗嫩玉蜀黍不算啥丢人事。

    爹说，旁人是安慰咱，我后悔死了，这是我活了大半辈子办的最丢人的事，还是尽量少让人知道，你快回去吧。

    我不知再说什么好，只得带着复杂的心情骑上了车。

    回到村里，游街已经结束，老队长一个人在队部办公室。我转述了爹的话，老队长说，叫你爹放一百个心，这事咱队里只有你知我知。

    虽然老队长信守承诺，但爹偷张庄嫩玉蜀黍的事第二天还是传遍了全村：队里一名社员头天去张庄走亲戚，听说了我爹的事……

    爹的事情传开后，我不想再当队干部了。恰好此时大队学校急需一名民办教师，我找到老队长要求去当教师。

    我辞去会计当民办教师这件事，当时包括老队长及我爹娘在内的乡亲，都认为我办得有点傻，在他们眼里，生产队会计的地位绝对是高于民办教师的。爹还多次自责是他一时糊涂毁了我的前途。

    事实上，正是得益于教学工作中的积累，恢复高考后我考上了大学。

    爹晚年一直随我生活在城里，他多次从家属院的垃圾桶里捡回成袋的白馒头，让我放到微波炉里烤烤吃（虽然我理解爹对粮食的感情，但为了爹的健康，我总是“偷梁换柱”），并对我感叹道，现在的人真是作孽呀，这么好的蒸馍都给扔掉了！

    爹90岁那年突发严重脑梗塞昏迷不醒。

    在爹发病的前一天，他好像有预感似的，和我聊了他一生的苦辣酸甜。最后，爹抓住我的手郑重其事地说：托改革开放的福，晚年我吃不愁穿不愁活到了90岁，没啥牵挂了。哪一天我下世后，只想叫你再替爹办一件事——把我偷嫩玉蜀黍那件事写成文章，叫咱家的子孙后代、叫社会上的年轻人从中受到教育，知道珍惜粮食！

    我笑着说，放心吧爹，等你活到100岁，这文章我一定写！

    没想到，爹那天和我说的话竟成了“遗嘱”。

    爹去世后，我却迟迟没有落实他的“遗嘱”。从道理上我知道，在铺张浪费、奢华成风的当下，爹的“遗嘱”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我应该尽快落实；但从感情上，我又不愿意自曝“家丑”。

    今日是第32个世界粮食日，爹逝世3周年的纪念日也快到了。此时，写下这段不能忘却的时代记忆，也算是对爹、对世界粮食日的一种特殊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