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17日，《黑龙江省全民义务植树条例(草案)》提交该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条例》规定，适龄公民每人每年应义务种植3棵树或完成相应劳动量的植树绿化任务。逾期未完成义务植树任务的，责令缴纳绿化费，可并处应缴纳义务植树绿化费两倍的罚款。（10月18日《哈尔滨日报》）

    从形式上看，黑龙江的“植树条例”，俨然是对“上位法”的承袭与具体化，似无明显违规之处。但其后果，又的确引发怨声一片。其中症结，不在于今人植树热情消退，而在于该条例存在明显的自我扩权和行文失当。

    此前之于“植树”，无论人大的“决议”，还是国务院的“实施办法”，更多的是倡导性的表述，并未罗列具体的“惩戒措施”。

    “立法”一事，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兼顾逻辑和人心的艺术。应该说，植树似乎并不天然是公民义务，但之所以数十年来相关法律未遭明显的“抵制”，就在于其预留了极大的弹性与变通可能。遗憾的是，黑龙江省的做法，正将缓冲的空间压缩。如此行为，诚可谓急功而不智。

    世易时移，成型于数十年前的针对义务植树的法律文本，其“适用性”已大打折扣。以前，集体生活流行，因而“全民动员”、“统一植树”代价低，容易实现；现在，行业分工加剧，将“各忙各事”的分散人群组织种树，时间成本之高已是必须正视的因素。

    此外，植、护技术的匮乏，也导致“义务植树”效率低下，乃至有“三月栽，四月黄，五月进灶膛”之说。

    实际上，在商业供给高度发达的今天，专业的绿化团队远比临时集聚的植树大军来得靠谱。民众既以税金支持植树大业，又何必亲自上阵，干那事倍功半的事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