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双贵 洛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文学理论与美学教学工作。     “蛙”的象征意义     作者解释说，“蛙”是“娃娃”的“娃”、“女娲”的“娲”的同音字。蛙在民间也是一种生殖崇拜图腾。很多民间艺术作品上都有蛙的图案，因为蛙是多子多育、繁衍不息的象征。

    《蛙》是由四封长信与一部话剧组成，是莫言用书信体与话剧结合的方式，以故乡高密东北乡为背景，对中国当代文化进行反思的一部具有深度的力作。

    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是姑姑的生平故事，二是讲述者“我”的生活轨迹。这两条线相互交叉，同时引出了其他的一系列人物，共同构成了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侧影。在作者拉家常般的文字中，高密东北乡的风俗画卷与特殊时代人性的扭曲、变形与真实挣扎，便栩栩如生地展现在了读者面前。

    “姑姑”是典型的时代畸形形象。她的父亲是白求恩的助手，一个老革命，后来为营救被日本人绑架的家人而死。年轻美丽的姑姑本应该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但由于时代那双翻云覆雨之手的拨弄，她走上了一条充满传奇而又丧失人性的路。她是第一个响应新式接生法并付诸实践的乡村医生，曾经帮无数个新生儿来到世上，打破了旧式接生的草菅人命，因此成了家乡人感激的恩人，却又使许多农村妇女因她而死，甚至连自家的侄媳也未能幸免。她也有过美丽的爱情，但为所爱的飞行员叛逃台湾而对爱情绝望。虽然因恋人的叛逃而受到过牵连，但她依然对革命赤诚不改。虽然她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却仍旧为了“革命”而充当追杀婴儿的刽子手。直到别人认为她大概只能孤老终生的时候，她却认识到了早年的罪孽并与捏泥人的老艺人结合，把那些因自己而没来到这世界的婴儿附在泥人身上，作为赎罪的方式以求得内心的安宁。她的性格是矛盾的，在作者对她不加粉饰的感性描述中，我们看到了那个过去了的时代的真实剪影。

    作品中的“我”有着双重身份。一方面“我”是整个故事的叙述者，正是透过这个“我”，作者把时代变迁中的乡俗画卷展示在读者的面前：高密东北乡纯朴而淳厚的习俗，童年时代挨饿的记忆，听来的关于姑姑的传奇的碎片，自己的生活与姑姑故事的交织，这一切都让我们感受到类似于果戈理《狄康卡近乡夜话》式的诗意。另一方面，“我”又是这整个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主人公之一。“我”小时候对姑姑的崇拜，“我”对爱情的渴望，“我”对第一个妻子的追求，“我”因“姑姑”的压力而放弃超生从而导致妻子死亡的软弱，妻子死去，我向姑姑妥协而娶了姑姑的徒弟“小狮子”的势利。在“我”这个人物身上，也同样真实地充满了人性的矛盾。而且，作者以“我”的回忆与 “我”的现实交叉叙述，既有对过去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也有对当代现实的延伸思考。

    在四封信之后，是一部作者采用象征手法而创作的话剧《蛙》。幻想与现实，心理的意识流与人性的哲理反思，形成了对书信体小说的一种补充。而“蛙”这一形象，也由现实中的自然存在、由“我”所讨厌的滑腻的动物而变成了生命的灵的象征。作者为作品中的“我”起了笔名“蝌蚪”，作者最后也接受了妻子“小狮子”借腹生子而诞生新的小生命，表现出作者对未来的希望。

    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辅以新颖而缜密的结构，长篇小说《蛙》传达出莫言作为知识分子，对生命的悲悯、反思、虔诚与期待。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给予莫言的授奖词中所说：“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