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今年以来，浙江财政收入增幅明显放缓，一些地方为完成税收任务过分地向民间收取税费。杭州杭派女装商会秘书长孟平称，由于今年杭州财政收入数字比较差，其所在区将压力分摊到企业头上，比如今年税收增幅不够，为了数字上好看，就把明年的部分税收拿过来“预支”。（10月23日《潇湘晨报》）

    经济增长放缓给地方财政增收带来的压力，近几个月来，已不是第一次成为公共议题。

    此前有消息称，全国有近四成的地方政府在时间过半的时候未完成相应的财政收入任务。这说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地方政府的“稳增长”压力是现实的。

    “稳增长”压力下，中央相关部委早已释放了结构性减税的调控信号，其目的是为了在整体经济形势趋紧的情况下，给企业营造良好的增长空间和环境。

    “预支”税收则是反其道而行之，表面上可能满足了暂时性的财政增收需要，而从长远计，却是在透支地方经济的未来。这一点，地方政府应该也心知肚明。

    问题出在哪儿？相关部委负责人在多个场合呼吁各地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并强调严禁征收“过头税”，这说明相关预见性并不是没有。但在实际情况中，无论是结构性减税成效不明显，还是一些地方出现的“预支”情况，都说明这些政策已经在实际执行中发生了偏差。

    综合而言，不难找出其中的共性根源——上述一系列应对“稳增长”措施，都仍建立在原有的财税分配体制之上，顶层设计并未跟上。

    不可否认，财政增长放缓与结构性减税，实际上存在着现实的矛盾。虽然减税措施中包含了挖掘企业潜力以及政府缩减开支的政策诉求，但毕竟总量上是减少的。

    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的热情自然不高。特别是在现有的财税预算体制中，下一年的财政预算以上一年的财政收入为基数，财政增收有固定的考核指标，财政减收对于地方财力和官员个人的影响都是长远的，出现习惯性“预支”也就在所难免。

    在整体经济形势并无明显好转的情况下，如何应对这种现实，不能再仅靠相关部委的口头“警告”了。涉及一些关键环节的财税体制改革应相应跟进，如预算评估标准，财政收入的考核方式，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和分税制改革，这些都出现了现实的机遇窗口，不能再被拖延。

    “过头税”现象卷土重来，就有必要反思其发生的根源——是权力约束不够，还是目前的财税分配体制存在问题，都需要作出及时的研判。

    另外，除了一些地方拖延结构性减税和征收“过头税”，一些见效慢的民生项目的投资是否受影响以及是否存在靠大项目突击增收的冒进行为，都要建立跟踪机制予以排查，防范“稳增长”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