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58岁的洛阳市妇女儿童保健中心儿科主任医师毋剑梅拥有大量“爸妈粉丝”。她是洛阳很多家庭的“编外成员”，孩子从出生起，就由父母带着找她看病，直到长大。原因很简单：毋剑梅经常用几毛钱、几块钱的处方治好孩子的病。“一毛钱能治好的病，绝不用一块钱。”这是毋剑梅的从医理念。（见本报昨日A14版、11月7日A11版报道）

    “小处方”彰显医者仁心

    ●张绪才（公务员）

    在“小病大医”“天价处方”常见的背景下，这种坚持着实可贵，受追捧在情理之中。

    “小处方医生”总是受追捧的，比如平均单张处方不超过80元的湖北社区医生王争艳、常常为市民开出不超过10元钱处方的重庆北碚区云泉卫生服务站医生魏巨贵等。

    魏巨贵曾说：“医生如厨师，药品如作料，每个医生使用的作料不一样，炒出来的菜也不一样。”

    只不过，下馆子点菜丰俭由客人说了算；到医院看病，“大处方”与“小处方”，全在医生手上。

    “小病大医”的医生不少都有苦衷：各种考核指标和任务与利益直接挂钩。“小处方医生”身上彰显的是医者仁心，他们更需要机制、体制的保障，需要医改进一步给力。

    毋剑梅为啥受追捧

    ●何勇海（媒体人）

    “生人熟人一个样”“有钱没钱一个样”“领导百姓一个样”，怎不叫患者成为其铁杆粉丝？

    “小处方医生”受追捧，也寄托着公众对进一步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热切期盼。

    对医疗机构而言，应用制度保护“小处方医生”，引导和鼓励医生通过技术吃饭，通过服务赢粉丝。

    比如，毋剑梅在医院里就没有“拖赢利后腿”的压力，无论是领导还是同事，都对她竖起大拇指，整个洛阳市卫生系统也发出向她学习的号召。

    这家医院无疑是明智的：将病人至上的服务理念落到了实处，患者口口相传，社会效益好了，同样能带来经济效益。

    当“小处方医生”需要勇气

    ●徐云鹏（军人）

    在某种程度上，医生开“小处方”的实质是“损己利人”。他们不为个人利益所惑，不盲目听从患者的不合理要求，坚持对症下药。

    无疑，“大处方”是以药养医的医疗体制衍生的怪胎。医生也是普通人，也有其生活需求，彻底斩断名缰利羁，需要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

    就像十多年来一直坚持为患者开“小处方”的李建木医生，一家四口至今还蜗居在妻子单位分的7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

    医生能够坚持开“小处方”绝非易事，只有医改攻坚克难，“小处方”才能有大市场，毋剑梅式的医生才能成为主流。

    她开的是“良心方”

    ●刘效仁（职员）

    毋剑梅之所以开的多是“小处方”，首先在于她看病慢，不停地和患儿家长交流，对患儿病情了解得透彻。

    其次，在检查、开药之后，她还告诉对方如何碾药方便，如何喂药不会呛着等，这些均有利于患儿的康复。

    那么，“一毛钱能治好的病，绝不用一块钱”自然容易做到。

    杜绝“大处方”难矣。

    个人以为，重建医疗道德很重要，医生开处方时要用良心：有了良心，就有了爱心，有了公义，有了怜悯，有了体恤，也就有了智慧，有了诚信，有了双赢的医患关系。

    患者最需要“对处方”

    ●罗志华（公务员）

    其实处方本无大小之分。

    作为医生，应把病情需要作为开处方的唯一原则，大病大医，小病小医，无病不医。

    只有在偏离了“病情所需”这一原则后，处方才有大小之分。

    病人所需要的，是让处方回归“病情所需”。

    赞誉毋剑梅，不是要片面地以价格作为衡量处方好坏的标准。我们也不能一概以处方大小来评价医生的好坏。

    如果把“看病的平均花费和单张处方均额”作为对医生的绩效考核指标，无疑会对治疗重病患者的医生构成压力。

    这种压力势必导致医生想方设法压低价格，同样使处方偏离“病情所需”的轨道，受伤的还是患者。

    确保处方以病情需要为唯一原则才是关键。处方既不附带趋利因素，又不追求价格最低——这样的“对处方”才是患者最需要的。

    如何让“小处方”多起来

    ●尔冬（编辑）

    “小处方”与制度环境有关。假如医院对各科室下达了创收指标，即使医生不计较收入减少，其“小处方”也会为科室所不容，为同事所不满。

    有人把喜欢去大医院、找名医生、吃高价药的板子打在患者屁股上，其实是错的。

    试想，如果社区医院的医生就能治好病，患者还会去大医院吗？

    如果花一二十元钱就能治好病，患者还会要求吃贵的药？要求输液、开刀吗？

    表彰“小处方医生”当然好，但关键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改善以药养医的体制，用制度遏制“大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