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占生 原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原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著名评论家。

    冯小刚执导的电影《一九四二》即将在国内公映，引发读者对刘震云原著《温故一九四二》的强力关注。为了让大家对这部小说有进一步的了解，书坊版特邀请我省评论家单占生作出精彩点评，让我们跟随这些文字，来领悟作者的初衷和本书的灵魂所在。 ——编者

    刘震云的小说《温故一九四二》出版于1993年，距今已有近20个年头。这部小说在今天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无疑是因为有了同名电影的推动。但是，套用一下刘震云的语言方式，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这部小说之所以成为今日人们议论的热点，其实也不仅仅是因为有了同名电影的推动，而是因为这个民族的人们始终没能忘记发生在70年前的那场大饥荒。

    记得在儿童时期，家中的老奶奶也曾像刘震云的姥娘一样给我说道过民国大饥荒的事，当时，我们村那些上了年纪的人，几乎都能说出一串串大饥荒时的苦相。如果把这事儿说开一点儿，饥荒似乎是我们这个民族普遍的民间记忆。如果我们再说开一点儿，饥荒与救荒，在我们的民族文化习俗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民族救荒文化的德性，正显示了这个民族文明精神的品质。我想，刘震云把几十年前的一段民族灾难史从历史深处、从我们民族记忆伤口的最痛处打捞出来，要说的正是这点儿事，说到底，这是一个面对灾难的态度问题。

    这里，我们可以用刘震云式的表述方式来追问一下这本“小说”的指向，我们可以像刘震云一样来层层转接表层故事背后的故事。在《温故一九四二》这本小说里，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在1942年的中国河南，曾经发生过一场特大饥荒。其实，作者在小说里要说的，也不仅仅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这件事，而是想告诉我们在那场大饥荒中出现过的许多奇奇怪怪的人。也许，仅仅是这件事和这些人还没什么特别的地方，这里的关键是——作者要直接展示这些人当时以及几十年后对这件事的态度和表现。其实也不光是这些当事人对这件事的态度，还有这些人的后人也就是生活在当下的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以及对当时的那些人的态度的态度。把刘震云小说的表述方式用到这里似乎有点儿不正常，那就让我们转回我们的正常语言。我们可以把这种绕了一大圈子的话用一句话来表示：刘震云在小说《温故一九四二》中要追问的，其实就是当自然灾难降临人间时人们面对灾难的态度问题。在中国的饥荒灾难史上，我们把许多的灾难都忘记了，唯独不能忘记也忘不掉1942年的这场大饥荒，其原因也正是在这场大饥荒中，人们面对灾害的态度出了问题。

    对这种出了问题的态度，我们有必要进行反思：面对河南如此深重的灾难，当时的国民政府的首脑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在这本小说里，刘震云把当时国民政府最高首脑蒋总统的态度用极其生动的描写给展示了出来。他的态度一是不相信会有“这事”，二是“这事”和他的那些军国大事也就是政权安危相比是芝麻大的小事；当这么点儿小事也因“狗吃人”的惨象“拍”在他面前无法再遮盖时，他随即用杀人来挽回他的面子。这是一种人的态度。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受灾地政府官员的态度，当时当地富人与穷人的态度，这些，小说作者在其极用心又极自然的描述下展示了出来。这些人的态度都甚为让人纠结。更为让人纠结的，是当时的灾民和今日的“看客”对于那场惨绝人寰的大灾难的态度。

    对此，一位网友的评论很是有一些道理。这位网友说：“看了一些评论，大家除了纠结三年饥荒的事之外，都在选择做汉奸或是不做汉奸的问题。一时间，有奶便是娘的理论甚嚣尘上。我今天刚刚完整地看完这一部影片，我的观后感是，因为人性荒芜，所以世界荒芜。我们对比一下另一部电影《唐山大地震》，在同样是灾难的情况下，我们的感想、我们的方向完全不同。在那里（指《唐山大地震》）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唐山伫立，在这里（指电影《温故一九四二》）看到了后世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饥荒。”网友的话在我的心灵上引起极大的震撼。

    从时间的概念上看，作为历史的存在，1942年河南大饥荒已经成为过去；但从人性的角度上看，该怎样面对如此的历史，应是对当下人们的一次人性考问。我想，刘震云从那已很淡远的历史中把1942年的河南大饥荒打捞出来，决不会是仅仅为展示一下那段历史的皮相，也不仅仅是为了探讨一下谁该为那段历史负责，亦不是为了勾起我们对此后某段历史的攻击，而是想唤醒我们的心灵、我们的人性，祈愿不要再一次出现更大规模的饥荒，这一点，亦是我对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这本小说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