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秋，朝鲜战场的德川、宁远战役结束后，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撤至朝鲜西海岸一线，构筑防空工事，深挖坑道，准备应对美军可能发动的第二次仁川登陆作战。

    当时，我在团司令部当译电员。备战工作异常紧张繁重，电报往来频繁，数量之多难以应对，常常昼夜不休息不吃饭也处理不完，有时边工作边啃些压缩干粮，喝口凉水。

    敌机经常来袭扰，村子里不时传来信号枪响，这是当地特务在给敌机指示轰炸目标。我们在隐蔽部里，晚上译电工作不能点亮蜡烛，以免暴露目标，只能用手电筒照着工作。

    有一天晚上11点左右，敌机在我指挥部上空掷下一枚重型炸弹，顿时炸出一片火海，作战股股长和两名参谋被炸出了两丈多高，当场牺牲。我只觉得腿上热乎乎的，接着一阵剧痛，流了很多血，棉裤里白花花的棉花翻了出来。

    朝鲜停战我回国后不久，又奔赴西藏参加平叛作战和组建边防站工作，一干就是18年。西藏地域辽阔，人烟稀少，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部队流动性大，有线和运动通讯受到限制，无线电密码通讯便成了主要通讯工具。同时，西藏叛匪适应高原气候，熟悉地形路况，他们抢劫百姓，杀害地方干部，伏击我军车队，长期与我方周旋。

    1959年1月，西藏某中心县县委被4000多名叛匪包围30多天，妄图一口吃掉。上级命令我带8人机要组随前线指挥部前往增援。我们连续三天两夜急行军，翻越两座大雪山，疲累和艰苦使部队大量减员，我也冻坏了双脚，险些被截肢，但我们仍然坚持完成了密码通讯任务，保证了大部队全歼叛匪。战后上级给我记了三等功。

    多次在战场上摸爬滚打的我，十分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更能感受到和平的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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