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深圳一个家庭自1993年始，资助1名井冈山的贫困小学生，直到他初三毕业。后来孩子到广东打工，和捐助者见面聊天时，孩子说“谢谢阿姨每学期提供的40元生活费”，捐助者顿感惊讶，寄给孩子的至少是10倍，而且写给孩子的信也从未被收到。（3月11日中国网）

    400元捐款，到孩子手里缩水成40元。这种“打秋风”的狠劲儿，着实令人瞠目结舌。

    要不是捐助对象亲自找到捐助者，如此不堪的真相，恐怕只会随着时间而湮没——钱缩水了、信不见了，这还是“手拉手”一对一的捐助！

    令人脸红的是：“经初步调查，捐款缩水九成的事是真的。”

    千疮百孔的中国慈善业，并不是折戟在有偿成本上，而恰恰混沌在暧昧不明的账目上。

    流通环节当然要涉及人力物力支出，合理成本分摊也是保障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但这种“扣留十分之九捐款”的做派，哪里还是“雁过拔毛”，简直就是大雁过去，只放几根羽毛飞走。

    1993年的400元捐款，对贫困地区的孩子来说不算一笔小数目，一对一的捐助还敢如此“操作”，不禁令人追问：此项活动究竟有多少善款被中途“打劫”？究竟是哪些人、哪些环节左右了善款的“生死”？

    弄清真相，是问责的第一步。但即使作奸犯科者都能受到法律的惩处，因善款不到位而被改变的孩子的命运能重新来过吗？

    即便是法律设置的比例标准相当宽松的美国，比如休斯顿联合之路慈善总会，每年能够募集善款6000万美元到7000万美元，而每年的行政开支也只能占到当年募款总额的11%到12％。

    2012年年末，成龙慈善基金会被卷入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的账目纠纷之中。面对外界质疑，成龙基金会秘书长近日甚至表示，“成龙基金会是零成本慈善基金会，不收任何管理费用”。管理费，实在让公共监督太纠结。

    现代慈善不仅仅是道德问题，还涉及法律与专业。捐款当然需要“有偿流转”，但如何确定规则、如何监督去向，早就是当务之急。

    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量为700多亿元，与前年相比降幅超过一成。除了经济持续低迷之外，业内人士也直言，“不得不承认，郭美美事件后慈善问责的滞后性，对个人捐赠的热情有一定影响”。

    眼下，除了关注红会等大型慈善组织，弄清九成捐款在何处被“打劫”，也是重建慈善公信的必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