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为鼓励市民举报安全生产问题，安徽马鞍山安监局实施“举报有奖”。今年有4名举报人符合奖励条件。公告发布一周多，4名获奖者无一露面。安监局工作人员打电话与获奖人联系，电话不是打不通，就是被告知“打错了”。（3月26日《新安晚报》）

    物质回馈当前，举报人却唯恐避之不及。这般景象，耐人寻味，却不鲜见。去年，山西公安厅交管局宣布两起交警收黑钱案件查处情况，两名交警大队长被免职，但官方设立的500万元举报奖金无人问津。

    举报者拒领奖金，原因不一而足：或缘于看淡奖金，举报纯粹是为了惩恶；或是担心奖金是在“钓鱼”，领奖时身份被暴露，为招致报复埋下伏笔……毋庸讳言，后者也是众多举报人不敢领奖的主要肇因。

    以正当渠道反馈问题，不过是合理的权利伸张、诉求表达，这也在法律保护的框架内。实际上，因举报受报复的事情层出不穷。据201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者约有70%曾遭报复或变相报复；平均每年因举报而遭受打击报复，致残、致死的证人、举报人有1200多。

    举报人的“领奖怯懦”，与其说是庸人自扰，不如归结为信任断裂下的自保式警惕。

    在我国刑法中，并非没有对应的举报人权益保护机制：对举报人打击报复情节严重的，量刑为2年至7年。只不过这种惩处力度不免有限：一者，言语恐吓、精神损害等，也在广义报复之列，却不在刑罚范围内；二者，与国外的惩处力度相比较，我国法律的量刑偏轻。

    此外，某些治理者与被举报者“猫鼠同窝”，沆瀣一气，抑或是疏于隐私保护，无意间泄露机宜；在举报途径上，也过度依赖“点对点实名举报”等，都将举报人权益置于裸露地带。

    当有奖举报遭遇“领奖怯懦”时，亟须反省的，是举报环境的不尽如人意：只有加大对打击报复恶行的惩治力度，并将隐私保护提升到“底线恪守”的层面上，才能避免正义举报与“恶报”的倒挂，打消举报人自保式的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