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2003年，邓淯沧是市卫生防疫站（以下简称市防疫站）站长，李克伟是副站长，而汤伯明是市防疫站流行病防治所所长。当时，市防疫站是抗击非典战斗最前沿。

    没有正规的防护服，大家硬着头皮上“战场”

    现任市卫生局副县级调研员的邓淯沧说，2003年的市防疫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事业全供单位，公务费、实验费用等诸多投入都需要他们自己想办法。

    “当时别提什么负压实验室了，就连一般实验室的防护装备都没有。要是在当时的实验室里做感染性疾病实验，实验人员很可能自身感染或传播病毒。”现任市疾控中心副主任的李克伟说，非典时期，大家连个正规的防护服也没有，但硬着头皮也上了。

    汤伯明当时作为流行病防治所所长，传染病的防控任务落在了他的头上。他说，那时候防疫站连他在内，从事传染病防控的只有6个人，能够做流行病学调查的人也很少，而这正是防控传染病必不可少的手段。

    洛阳的疾控情况是当时全国的一个缩影，非典的魔掌就在这个时候悄悄伸了过来。

    抗击非典第一线，他们24小时都处于工作状态

    非典爆发后，市防疫站肩负着疫情报告、疾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消毒处理等重要职责。

    汤伯明当时主要负责流行病学调查，经常是医院收治了疑似病人后，他就带人去患者家里调查。当时信息上报手段落后，得到病人的情况时，往往已是后半夜，但不管多晚，他们都得挨家挨户去了解病情，排除疑似情况，一旦漏了一个，后果不堪设想。后来由于实在太忙，也为了不给家人带来隐患，他们不约而同都住进了防疫站，24小时都处于工作状态。

    在市疾控中心李克伟的办公室里，他至今还保存着当时部分发热病人的调查报告。他一页页翻着说，这个姑娘在北京读大学，舍友得了非典，她就跑回来了，后来确诊她得的是细菌性肺炎；这个嵩县的小伙子也是从北京回来后发烧的，后来确诊是白血病……报告中清晰记载了病人的基本信息、调查经过、调查结果和翔实的依据。当时，洛阳的疑似非典病例，就是这样被一个个调查出来的。

    全社会抗击非典，人人都在出力

    2003年，在全市各个领域里，所有的“细胞”都被调动起来，整个社会“万众一心，抗击非典”。

    数据最有说服力。非典期间，全市共给在外人员发信343400余封，拨打电话266500余次，义务收割小麦780000余亩。

    4月19日，我市成立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领导小组；4月底，又升格成市非典防治工作指挥部；随着疫情的变化，5月初，又成立了更高规格的市非典防治工作领导小组。

    市公安、交通等部门在入市的主要关口设立了第一道防线，对入市车辆、人员逐一检测、消毒登记。

    不少单位和个人捐款捐物。美术家们捐书画；拥军模范乔文娟组织拥军小组，到我市支援北京小汤山医院的7位官兵家中服务，还拿出2000元寄往北京小汤山医院；年过半百的刘凤娥老人，把家人多年使用的退烧偏方和一大箱子中草药寄往北京小汤山医院，她说：“抗非典，咱也想出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