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丹鼎书法   袁兆熊书法

    袁丹鼎是孟津人，生于1846年。他本是官宦之后，却无意功名，毕生致力于书法、篆刻，清高脱俗，风骨傲岸，长期客居京师，人称布衣书家。

    袁丹鼎的儿子袁兆熊也自幼习书，是洛阳近代知名书法家。他家境贫寒，性情耿介，不随流俗。白马寺的“清凉台”三字及《重修古刹白马寺碑记》等，都是他手书的。

    （图片由晁会元先生提供）

    官宦之后远功名

    袁丹鼎不仅仅在洛阳一地闻名，用洛阳文史学者董高生先生的话说，袁丹鼎先闻名于洛阳，后又长期客居北京，“游艺濡染于京都士林之间，境界自然不低”。他的作品在北京流传很广，当时的士人笔记多有提及。董先生曾在北京一古玩店见过一幅袁丹鼎写的对联：“辅仁顺善取三益，成德惟能用九思。”字体萧散疏朗，确有大家气象。

    袁丹鼎字霞仙，号澹缘，晚年号石白，孟津金村（今属平乐镇）人。公元1846年，他出生于当地一个官宦之家，是清代进士袁拱之后。袁拱为康熙二十一年三甲第三十九名进士，后入翰林院，改庶吉士，官至广西右江道。

    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先生说，除袁拱外，袁家还出过两名进士及数名举人，可谓诗书传家的望族。按理说，袁丹鼎应该继承祖业，也走科举之路才对，他却无意功名，甚至唾弃这条人人向往的“正道”，毕生致力于书法、篆刻，当了一名风骨铮铮、耿介傲岸的处士。

    当地曾盛传，袁丹鼎自幼喜爱书法，常于厅前置一青石平台，每天读书之余，便以笔蘸水在石上练字。这样终年不辍，功力越来越深，他在洛阳有了一定的知名度。

    不过，袁丹鼎没有终老洛阳。中年时，他到北京给人做幕僚，有机会遍读碑帖，眼界大开，不由得深愧自己功力不济。于是，他开始更加勤奋地练字，遍临名帖，其中尤重清代篆刻家、书法家邓石如。几年后，他的书法终有大成，一时名动京师，达官贵人争相向他求字。

    能在北京闯出名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袁丹鼎做到了。他后半生多居北京、汴梁（今开封），以卖字为生，也著诗文，闲暇时还收藏了大量碑帖及秦汉砖瓦等。相传有一洛阳康庄人在汴梁生意做不下去了，袁丹鼎赠他数十幅字，让他卖了筹钱继续做生意。那人依言而行，字还没卖一半，所得的钱就足够重新开张了。

    布衣书家有风骨

    别看袁丹鼎为助洛阳同乡，一出手就以数十幅字相赠，他可不是对谁都这样的。如果是他看不上的人，别说赠字了，就是对方出再多的钱，他也不肯与其打交道，这是一种骨子里的清高。

    比如某县有一富户，平时横行乡里，作威作福，袁丹鼎早有耳闻。有一次，这富户托人找上门来，愿以“五十金”的高价，请他为先人写墓道碑。面对这一大笔钱，袁丹鼎断然拒绝了。有人纳闷儿，忍不住问他：“你是以字谋生的，别人拿钱来求字，为何要拒绝？”他回答：“吾字虽不足见重于当世，若某者，吾素知其人，恐污吾书也！”

    袁丹鼎客居北京期间，相传还曾被请去为清宫修补传世书法四扇屏。因其书法高妙而无功名，人称布衣书家，亦称洛阳袁布衣。

    当时大清王朝正值多事之秋，袁丹鼎除了写字，也著有大量诗文，其中多为忧愤之作。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的书法作品、诗稿及大量收藏品被损毁殆尽。看着大半生的心血付诸东流，袁丹鼎心情愤懑，郁郁成疾。公元1907年（即光绪三十三年）四月的一个早晨，他如往常一样为人书写楹联，却“未完而卒”，客死北京。

    因一生耿介，不入流俗，这位布衣书家的身后之事十分凄凉。经众多友人资助，他的灵柩才被从北京运回洛阳，在袁家祖坟安葬。

    晁会元先生收藏有袁丹鼎的作品数幅，认为其书法“四体皆能，尤精隶、篆，沉雄古朴，气度不凡”。此外，袁丹鼎还擅指头书，“圆润秀挺，不异以笔为之”，且有画作传世。

    子承父业人称道

    袁丹鼎久居北京，相比之下，洛阳人可能对他的儿子袁兆熊更加熟悉。

    袁兆熊字梦飞，出生于1884年。他受父亲影响，从小酷爱书法、篆刻，年纪轻轻便闻名于洛阳。更令人称道的是，他不仅继承了父亲的事业，连秉性也和父亲如出一辙，那种清高、傲岸，有过之而无不及。

    袁丹鼎去世后，袁兆熊在津孟金村的生活十分清贫。他像父亲一样摒弃功名，天天在家苦练书法，靠种几亩薄田勉强度日。也许有人会说，他是书法家，难道不能写字卖钱贴补家用？当然能，只是他一向藐视权贵，不肯趋炎附势，对奸邪之人更是横眉冷对，遇乡邻求字又分文不取，卖字赚钱的机会实在太少了。

    有人讲过一个故事，说当地有个张某，一日带了几名富家子弟去向袁兆熊求字。这些人骄横惯了，看见袁兆熊衣衫褴褛，不由得露出失望之意，言行也放肆起来。袁兆熊一怒之下，将他们赶出家门，连他们带的礼品也扔了出去。

    对自己朝夕相处的乡邻，袁兆熊则有情有义。一年除夕，他在家里帮大家写对联，忙到黄昏也没写完。有几家等不及，便把裁好的红纸贴在门上，纸上没字，俗称“甜对子”。天黑之后，袁兆熊不顾严寒，硬是一手掌灯，一手挥毫，把这几家门上的“甜对子”都变成了“咸对子”，令人感念不已。

    1942年，中原地区遭灾，洛阳也未能幸免。袁兆熊的生活本来就十分清贫，这下更加难熬了。次年，他在贫病交加中凄然辞世。

    “人们去白马寺，可以留意一下‘清凉台’三字及《重修古刹白马寺碑记》，那都是当年袁兆熊书写的。”晁会元先生说，袁兆熊的书法笔力雄健，结构舒朗，“四体皆能”，其中尤以隶书为最，篆刻也为时人所重。虽然在行家看来，袁兆熊的书法水平不及其父袁丹鼎，但他能子承父业，清贫自守，在洛阳近代书坛留下自己的印记，已是十分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