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厚的灰尘渐渐落到地面，在半山腰上的渔子溪村里，老支书马永洪努力想看清全镇，但四周灰蒙蒙一片。烟尘笼罩下的映秀镇，人们的惊慌并没有随着街上灰尘的消散而消失。建筑物虽不再摇晃，但它们都变得不可信任，人们迫切需要更安全的庇护所。

    街道上的人分成了两个方向疏散，东边的奔向岷江边的福堂坝，西边的跑向粮站和派出所。派出所的拐角处比较宽敞，另外，从粮站边的小坡上去就是电厂生活区。它在二台山的半腰处，有电厂的九栋宿舍楼、一座礼堂、几个篮球场和小花园，篮球场的小坝子是个理想的避难所。

    只有熟悉映秀镇的人才知道这个地方。

    蒲弘对映秀镇相当熟悉，他带着杜骁、张云安跑向篮球场边的小坝上，漩口镇的杨冰、响黄村的书记、村主任也选择了这里。杨冰认出了副县长张云安，对他说：“给我安排工作吧！”张云安还未从震惊中缓过神儿来，不停地说：“活着就好，活着就好！”一个熟人塞给杨冰一顶安全帽，杨冰立刻交给张云安，张云安没接，蒲弘此时已经跑向废墟搜寻，响黄村书记师公明顾不上客气，拿过安全帽跟了过去。

    这可能是映秀街道的第一个救援，蒲弘和师公明在派出所旁边的平房废墟下发现了一个受困的女人。他们找到一根粗木棒，将它伸到破碎的楼板下，蒲弘双手抱住楼板一头，全力上抬，师公明将这女人拉了出来。

    边上有人哭泣，人们的情绪还未稳定下来。现在不是救援的最佳时机，疏散是最紧迫的任务。

    在球场坝上，镇长蒋青林清点了干部人数：只有6个人，加上旅游执法巡视组的十几个人、一些村支书和村委会主任、几个警察，这个数量的公务人员显然无力应付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已经聚集到球场坝的数百人大多数互不相识，惊慌失措。有人不停地哭泣，有人坐立不安，来回跑动，一些人看看坡下狼藉的街道，哭一阵，退回来发呆，过一会儿又忍不住去看。电厂客车班班长向成府上坡后看到了整个映秀的情景，他记得：“当时我的眼睛闭了大概三分钟，我就摇头，说完了，整个映秀镇一塌糊涂，房子几乎都倒塌了。”

    混乱中，电厂发电部部长程儒松站到了球场坝中间，厂领导都在都江堰的机关总部，他成了电厂在映秀镇的最高管理者。小学退休教师王盛乾回忆说：“地震发生后，我随惊魂未定的人群跑向球场坝，400多人挤在球场坝上闹哄哄的。后来，一位手臂吊着绷带、40多岁的中年男子站在人群中高喊：‘我是这里的总指挥，大家听我的，不要惊慌，我们要一起共渡难关。’人群安静下来了。”

    在集体恐慌的时刻，尤其需要这样镇定的人。在街道中段的人，则很快把伤员向卫生院输送。第一个送去的病人是街边卖卤菜的女人，她的一只脚被齐整整地砸断了，她丈夫背她过去的时候，手里还拎着那只脚。董成云顺手把她身上的围裙取下，包扎止血。同时还建立了两个静脉通道输液，扩充血容量，防止血压下降太快——药品短缺让这个奢侈场面在之后三天都不会再出现。

    在卫生院对面，11号楼和文教楼之间有条小巷，它通向一个两层楼的幼儿园。幼儿园是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砖墙木顶瓦房，81个在蓝色小床上午睡的孩子被垮塌的屋顶盖住了。小孩很快就被抱了过来，但这些只有几岁的孩子生命十分脆弱，一小块砖的打击就会致命。有人记得“最开始抱过来的4个孩子都伤得很重，有两个已经没有呼吸和心跳了”。家长抱着身子还暖和的孩子，苦苦哀求。医生做了胸外按压，但无济于事。

    蒲倩在福堂坝接到的第一个病人也是幼儿园的小孩。她虽知道孩子已经断气了，但可怜的母亲不断恳求她进行抢救。蒲倩就在小尸体上做着人工呼吸和胸部按压，安慰母亲破碎的心。

    （摘自《汶川地震168小时》 张良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