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岁的天主教教友李长德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米干代理洛阳主教5个多月，接待前来采访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并陪同其到郑州采访，帮助其完成震撼西方世界的新闻名作《等待收成》。

    1    白修德离开后，米干在河南的地位突然升高

    几个月后，白修德收到米干写来的信，信中说：“你走后不久，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军队也拿出一部分粮食……整个国家都在忙着为灾区募捐，钱正从四面八方向河南涌来。”

    白修德的儿子大卫透露说，米干神父在这封信的末尾，写了几句意味深长的话：“在河南，老百姓将永远把你铭记在心。有些人十分舒畅地怀念你，但也有一些人咬牙切齿，他们这样做是不奇怪的。”

    大家可能很关心：白修德离开后，接待并陪同他采访的米干神父会不会受到牵连？

    的确，在当时曾为白修德了解河南灾情真相提供过帮助的国民党内部的大小官员，很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牵连和惩罚。

    米干是个幸运者，不但没有受到牵连，反而不断“升官”。

    郭江廷说，根据河南天主教系统的资料，国民政府为了从国际救济组织获得更多援助，在河南成立了“赈灾委员会”。在于斌主教的建议下，米干被蒋介石任命为“赈灾委员会”主任。

    据了解，为了利用米干和美国军队的特殊关系，加之于斌主教的大力推荐，蒋介石还破格委任米干为“中国精神服务军团”的主任，并授予他中将军衔。事实上，该军团的功能同米干已经担任的“华北战地民众服务团”（又称“督导团”）团长的职能区别不大，主要任务是在日军侵占区域，组织学校、提供医疗和通讯服务，为中央政府提供准确的信息。有了中将军衔，米干还可以直接调派中国军人。

    2    洛阳信徒眼中的米干：高个子、红胡子，是一个好人

    在郭江廷神父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今年81岁的天主教教友李长德先生，他是洛阳起重机厂的退休职工。李长德的父亲李玉京先生，曾任洛阳天主教教会的会长，协助主教处理教会的日常事务。

    1942年，李长德10岁。当时，他父亲李玉京在教堂西侧的南新安街租教会的房子开了一家杂货店，由于经常跟着父亲“望弥撒”，李长德多次见过米干神父。

    电影《一九四二》中，“梅甘神父”白白胖胖，没留胡子。那么，真实的米干长什么样？

    “我亲眼见过米干。这个人，高个子、红胡子，不算太胖，人很和气。他做弥撒时，我就在现场，他是用拉丁文做弥撒，我听不懂。”李长德回忆说，“在生活中，米干说英语，当然，他也会说‘你好’‘吃饭’等简单的中文。我清楚地记得米干用拉丁文说‘吃饭’，他的发音是‘蒙鸡雅来’。”

    《一九四二》中，米干神父用红薯接待白修德，并称灾荒之前当地人是拿这个喂猪的。

    李长德反驳说，电影中这个细节属于虚构。尽管在饥荒之年，米干主教接待白修德也不可能让他吃红薯。天主教洛阳教区，民国时期经济实力很强，不但有女修院、男修院、孤儿院、圣心医院等，还有一个葡萄园，还养了二三十箱蜜蜂。李长德曾经在教堂创办的“德来小学”“德来中学”上学，经常能吃到面包、蜂蜜等当时人眼中的“稀罕玩意儿”。米干接待白修德，不可能让他吃红薯。据白修德回忆：米干客气地接待了他们，请他们吃饭，但那些味道香浓的食物，（因为惨烈的灾情）他们食而无味。

    李长德回忆说，1942年、1943年，天主堂经常向灾民舍饭，不仅有小米稀饭，还有馒头。天主堂还给灾民发衣服，有呢子大衣、皮靴、裤子，甚至连袜子都发，都是美国人捐的。这些食物和衣服，帮灾民度过了最难熬的日子。

    李长德说，他父亲李玉京在世时，常伸出大拇指称赞米干“是个好人”。

    担任洛阳天主教区代理主教期间，为了更好地救助饥荒中的灾民，米干通过天主教系统，在北京、新乡、郑州三个地方的教会借调了范守礼神父、宋姓神父和王姓神父三个中国籍神父，负责管理教会医院——“圣心医院”（新中国成立后，和“美国医院”合并，是目前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前身），由范守礼担任院长。

    1944年，日军侵占洛阳后，范守礼、宋神父、王神父对日军的暴行非常愤怒。当年年底，三神父在天主堂内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被日本军警抓捕并杀害。这就是抗战时期轰动一时的“三神父事件”。

    3    受到罗马教廷惩处

    米干晚年郁郁寡欢

    由于米干在中国政界、军界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也引起日本侵略者的注意，日本人悬赏重金缉拿他。

    1943年5月8日，米干骑着自行车，和大批向陕西逃难的难民一起离开洛阳。抗战期间，米干先后到了华阴、西安等地，领导“中国精神服务军团”（又称“督导团”），为美军服务并提供情报。

    1945年日本投降后，米干返回天主教新乡教区，继续担任代理主教。

    据《河南省天主教大事记》记载：1947年4月26日，米干乘坐军用吉普车在封丘附近被解放军抓住。得知米干的身份后，解放军并没有为难米干，释放了他和随行人员。

    1948年1月8日，米干离开新乡，回美国探亲。新乡当地的军政官员组织了一个“送别委员会”为米干饯行。据《河南省天主教大事记》记载：临别之际，米干好像有了不好的预感，他对舒德神父说：“我几乎很确信，我不会成为新乡的主教。但，请你不要担心……我会要求被委任为七里营的本堂神父，我想在那里度过余生。我已经为中国尽了最大努力，我也希望死在中国并被埋葬在中国。”

    郭江廷神父说：根据天主教系统的资料，回到美国后，米干被聚餐、宴会和演讲所包围。米干对美国同胞感叹道：“我是带着一些希望回到美国的。我希望能够为新乡修建教堂——一个简单但适合祈祷的地方……我也希望能够开办两所新的中学……”

    正当米干准备返回中国时，他突然收到时任圣言会总会长亚劳舍司·凯彭博神父的信，这封信写于1948年7月15日。信中凯彭博神父告诉米干：由于米干在二战期间介入政治和军事活动，同时米干在一段时期穿着美军随军司铎的制服并领取相当于上校军衔的工资，而且在中国国民党军队中拥有师长级别的中将军衔，这让米干有了“间谍”嫌疑。罗马教廷决定：米干不但不能晋升主教，而且不许他再回到中国，他应该留在美国服务。

    郭江廷神父说：万德华神父曾经亲眼见证了米干遭受处分之后的痛苦，他描述道：“米干在接到这个宣布后，一阵眩晕和摇晃……”

    1949年10月7日，米干接受美国圣言会任命，到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哈铁斯博各管理一个美国黑人堂口。1951年10月4日，米干因中风而突然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