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蒋介石孤身来台，于6月25日从南部辗转北上后，首度入住草山宾馆并作为临时官邸，他随即主持召开东南整军会议，何应钦、顾祝同均与会，蒋介石指派陈诚整理军队。当时宋美龄仍在美国未归，眼看大厦将倾，蒋介石心中的无奈可想而知。

    接收后的草山宾馆大致维持日据时期的原貌，草山宾馆位居后山，隐秘性与安全性都比较高，同时宾馆修造了防空洞、密道，坚固又神秘。

    只是当时台海局势动荡，美方断定蒋介石政权已经垮台，早在蒋介石还在南部停留之际，美方就已陆续传出接管台湾之消息，美国总统杜鲁门急于摆脱蒋介石，希望与新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蒋介石无奈之余，痛批美国让他一败涂地，他气愤地在日记中写道：“如果以武力干涉或是侵台，则余必以武力抵抗，宁为玉碎，不以瓦全。”但知道美国还是自己重要靠山的蒋介石，也在日记中不无期待地表示：“确保领土（安全），尽我国民天职，（台湾）决不能交归盟国。如彼（英美）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卫，则不拒绝。”

    但杜鲁门此时已毫不避讳对蒋介石的厌恶，他指责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贪腐集团，称蒋政权的终结只是时间问题，拒绝向蒋介石提供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1949年8月5日，就在蒋介石启程赴韩国打算争取支持区域联盟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几乎正式宣告放弃蒋政权。

    表面上看，蒋介石沉着应对，他“观月听涛、谈笑自若”，似乎不受影响，但他在个人日记里痛斥杜鲁门发布白皮书的做法“可痛可叹”“幼稚无知、自断其臂”，说这是中国“最大的国耻，也是最后的国耻”。

    事实上，美国打算发表一份检讨蒋政权的白皮书，已酝酿一年多时间，蒋介石听到消息时，要求叶公超、顾维钧竭尽全力让美国收回成命，在美国的宋美龄也积极活动，希望美国搁置这份弃蒋文稿，不要发表。不过在国务卿艾奇逊的拍板下，白皮书还是如期公布并引发轩然大波。但宋美龄仍在白皮书发布前取得校正稿本，并在8月初派员带回台北，供蒋介石参阅。

    白皮书发布后，台湾全岛动荡，为争取支持，蒋介石没有发动舆论反击，仅通过声明强调“严重异议”，指出白皮书有损双方友谊与民主目标，却仍感谢美国的支援与友谊。但他在日记里不得不承认，“美国对华白皮书之发表，实为我国民族与革命最后最凶之一击”。其影响之恶劣“比之俄史侵害我国、制我死命之毒计为更恶也”。

    蒋介石之所以委曲求全，是因为当时台海形势紧张，甚至在1949年12月，美国已用官方文书正告蒋介石不会再有美援，不打算有任何军事介入后，蒋介石仍让陈诚去职，重用亲美的吴国桢、孙立人，希望换取美国的谅解。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此无异再冒险一次也”。

    1949年12月8日，蒋介石正式从成都抵台，由于士林官邸尚未准备好，他再次住进草山官邸。当时美国参众两院虽然在“国府”努力下通过了《继续援华方案》，麦克阿瑟也声援蒋介石，强调台湾作为“太平洋上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对西太平洋防线至关重要。但杜鲁门于1950年1月5日声明美国不准备用任何方式干预中国内战，不会军援蒋介石，更不会卷入中国内部冲突，未来也不打算给在台军队提供任何军事援助，至于艾奇逊除了讥讽蒋介石是“离弃大陆逃避海岛之难民”，也表明美国在东亚防卫半径范围，不包括韩国与台湾地区在内。

    如此强硬的表态，加上连续的撤侨弃蒋、弃台动作，台湾被解放只是时间问题。宋美龄在不断地吃杜鲁门与白宫闭门羹后，在美停留一年多的她于1950年1月13日搭机返台，与蒋介石同住在草山宾馆，蒋介石感激宋美龄“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毅然回国共患难”。

    但如《蒋介石日记》所记载，“近时国际环境险恶已极，国家前途更觉渺茫，四方道路皆已断绝，美、俄、英各国政府皆以倒蒋扶共，灭亡中华民国为其不二政策也”，“此时内外环境实为最黑暗中之黑暗”。

    加上美国驱蒋自立的政变压力仍在，国民党内部暗流涌动，被蒋介石免除台湾省主席职务的陈诚，多次质疑蒋介石“专制、独裁”，对前线军队干预过多，并一再请辞蒋介石指派的各种军政职务，言辞动作激烈。在内外夹击下，蒋介石的脾气暴躁，据说1950年5月间，蒋介石还曾致函杜鲁门，如果他下台的确有助台湾形势的改善，他愿意再度下野。

    （摘自《蒋介石后传:蒋介石台湾26年政治地理》 师永刚 方旭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