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庄，当地群众每次见到吴金印总有说不完的知心话 河南日报记者 史长来 摄

    □《河南日报》记者 肖建中 张鲜明

    “来啦，吴书记，快来家坐！唉呀，刚才还在念叨您哩，都说俺能住上恁好的别墅，都是托您的福。要是从前啊，俺做梦都不敢想！”

    “今儿个跑车净挣500多块！俺村上人说啊，车轮一转，一年收入十来万……哈哈，多亏您给俺指了这条路！”

    “养牛就是中。去年挣了300多万元；今年嘛，只会比去年多。要不是您帮俺贷款买小牛、建青贮池，哪有今天？”

    8月下旬，记者看到，在四合社区，在靳湾村复耕工地，在石屏村外万亩桃园，在代庄村蔬菜基地，在龙山治山治水施工现场，在六庄店村大桥牛业公司……在卫辉市唐庄镇村村寨寨，穿着布鞋、一身农民打扮的吴金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都是笑脸相迎。人们大老远地跑着围过来，亲亲热热地跟他打招呼，痛痛快快地与他拉家常。临走，人们拉着他的手把他送出老远老远。

    在唐庄镇，大人小孩都认识他们的书记吴金印，镇上的老百姓都知道他的手机号码。吴金印能叫出全镇每个村组干部的名字，跟大多数村民都熟识。他不习惯坐办公室，一有空就到村里、厂里走走，或是到老百姓家里住几天。他说，跟群众在一起，情况明，心里暖，就跟鱼儿在水中一样，自在、舒坦。

    “老百姓是咱最亲的人”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离不开他们。”这是1966年8月，吴金印在一份决心书上写下的一句话。

    那时候，吴金印24岁，刚从中央团校学习归来，主动要求到农村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就像种子渴望回到土地，他的魂儿离不开土里刨食的农民。他18岁入党，从大队会计、大队长、大队支书，一直当到公社团委书记。他领导着比他大几十岁的人，把家乡董庄大队搞得在全县乃至全地区都很有名。他觉着跟农民在一起，快乐、充实。

    “还是让我到农村去吧，越是艰苦的地方越能锻炼人。”他跟领导郑重地谈了自己的想法。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把他派到地处太行山深处的狮豹头公社。狮豹头山高沟深，资源贫乏，交通闭塞，全公社两万多口人，有90%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遇到天旱，好多地方的群众连水都吃不上，是全县最穷最苦的地方。

    到狮豹头公社报到的当天，他就背着行李到靳庄大队驻队去了。大队干部安排他在群众家里吃派饭，晚上住在大队部。到了第三天，吴金印找到靳庄大队支书孔现银：“老孔，我知道你是关心我。在大队部住，一个人一间房，又卫生又清静，可我总觉着心里空落落的，不是个滋味儿啊。”

    孔现银有些为难，说：“以前上头来人都在大队部住。咱这里苦寒，哪个人家也没有大队部的条件好，我是怕你……”

    吴金印说：“俺是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的，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心里想的啥，咱不知道；咱心里有啥想法也不能跟他们交流，两张皮，这会中？活鱼水中游，死鱼水上漂。你替我找个出身好、最困难的人家，我就在那里住。”

    最后，他选定了全大队最穷的牛德英家。

    吴金印到牛德英家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吃午饭。吴金印来到牛德英跟前：“大娘，让我看看你们吃的啥。” 牛德英把饭碗往一边扭了扭，吴金印还是看见了，是糠团和野菜。他从牛德英手中端过饭碗喝了一口，那菜汤连盐都没有，又苦又涩。他慢慢品味着，眼泪唰地流了下来。他在心里默默地说：我吴金印要是不能把群众碗里的糠团变成白面，就不配当共产党的干部！那天下午，吴金印向县委写了决心书：“为改变山区面貌，我十年不下山！”

    吴金印在狮豹头15年，有7年多住在群众家里，另外7年多住在造田工地上。无论住在谁家，他都会给主人家打扫卫生、挑水，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有一年，他到砂掌大队驻队，住在五保户武忠家。武忠当时70来岁，孤身一人。吴金印往武忠家去的时候，正遇上武忠瘸着腿从外头回来。吴金印迎上前去，问：“武大伯，你的腿……”

    “没啥毛病，就是脚趾头那儿顶得生疼。”

    吴金印烧了一锅热水，倒在盆子里，说：“武大伯，来，烫烫脚，让我看看你的脚是咋回事儿。”他把武忠扶到椅子上，脱了他的鞋子一瞧，原来是脚趾甲长得太长，钩到肉里了。吴金印为武忠洗脚，找来小刀替他把钩到肉里的趾甲一点一点挖出来。武忠逢人就说：“你瞧，人家是公社干部哩，给俺洗脚……别看俺没儿没女，俺觉着跟有儿有女的一样哩！”

    吴金印在池山大队驻队的时候，住在烈属宋大娘家。有一天晚上，宋大娘的胃病犯了，疼得在床上打滚。吴金印赶紧找来一张竹床扎成担架，跟另外几个人抬起宋大娘，在漆黑的山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公社医院跑。到了医院，吴金印跑前跑后找医生，替宋大娘办住院手续并交了住院费。等医生给宋大娘看过病，吴金印又亲自去取了药，找来开水让宋大娘把药吃下。病情稳定了，吴金印依然守在宋大娘床边为她捶背、擦汗、扇扇子。宋大娘吐痰，他赶紧用手帕接住；宋大娘的痰和涎水流到衣服上，吴金印就一点一点给她擦。他在宋大娘床边守了整整一夜。

    宋大娘病愈之后，行动不便，吴金印每天早晨为她端尿盆、穿鞋，每天晚上给她烧水洗脚。宋大娘感到难为情，一再说，往后可别这样了，你是干部哩，这样伺候俺，大娘经受不起啊。吴金印说：“你大儿子为革命牺牲了，我就是你的儿子。儿子照顾老人有啥不应该的？”一句话把宋大娘说得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吴金印在社员家吃派饭，每次端起饭碗总要先往锅里瞧瞧，见锅里的饭稀，就端住自己的饭往锅里一倒，说：“咱们有稠的一起吃，有稀的也一起吃。”遇到有的人家特意为他准备了肉和菜，他扭头就走，随便到哪个人家盛一碗红薯稀饭，蹲在门口一喝了事。每次吃了饭，吴金印都要给粮票给钱。山里人不习惯，说啥也不收，吴金印就悄悄地把钱和粮票压在饭碗下面。

    他视群众如父母，群众拿他当亲人。

    吴金印总是忘不了杨务新杀鸡的故事。

    杨务新是池山大队的一个五保户，老两口都60多岁，无儿无女。吴金印到池山以后，每天给他家担水。日子久了，老两口经常在一起念叨：人家吴金印跟咱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这样照顾咱，咱拿啥报答人家？

    有一天，大队给吴金印派饭派到他家，老两口高兴得团团转。他家最值钱的是两只老母鸡，这是他家的小“银行”，吃盐、打油全靠鸡蛋去换。老两口把那只最肥的母鸡杀了，用文火炖了一上午。吃晌午饭的时候，老两口把炖好的鸡和鸡汤用盆子盛了，端到吴金印面前，笑眯眯地说：“吃吧！”

    “你们这是……”吴金印瞧着鸡汤，瞧着两位老人充满爱意的目光，心里一热，不知说啥好了。吴金印对杨务新说：“你们先吃吧，我有点事出去一下。” 老两口在屋里左等右等不见吴金印回来，四处寻找，发现吴金印在一个人家端着红薯稀饭在吃着。杨大娘哭着说：“你这是咋哩？给你炖的鸡，你为啥不吃？为啥不吃？”老两口站在那里哭着不走。吴金印也哭了，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可我是干部，不能搞特殊，不能脱离群众啊！”那只鸡他虽然没有吃，但这件事却深深地铭刻在他心里。

    这些故事，是心灵的乳汁，滋养着吴金印。他说：“我那时候年轻，是朴实的山里人教我懂得了啥叫善良、啥叫感恩。这一辈子，我啥时候想起他们，心里都是暖烘烘的，觉得不尽心尽力地为老百姓办事，就是没良心，就是不孝之子！”

    正是有这种感情支撑着，吴金印的人生有了方向、有了动力。在狮豹头， 2600多道岭、2700多条沟、三四十个大队、几百个自然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春天，他跟群众一起找水源、修水池、上山挖地、下河造田；冬天，他背着救济粮，带着救济款，来瞧瞧群众碗里盛的啥、身上穿的啥、床上盖的啥。几十年来，不论走到哪里，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帮助群众圆那个温饱梦。他感到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说到跟群众的感情，吴金印很有一番感慨。他说，咱当干部的，不要成天想着“我要联系群众”、更不能嘴上喊着“我在联系群众”；真正的联系群众，就是根本不把自己当成官，要把自己当成老百姓。这样一来，遇事你就会自觉地替群众着想；跟群众在一起，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放下身架。

    “群众是最好的老师”

    都说吴金印工作上的办法多、点子多，他说，我有多大能耐啊？很多办法和点子都是从群众那里得来的。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群众最有智慧，群众最有办法，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跟群众一商量，办法就有了。”

    在狮豹头工作期间，他带领干部群众用8年时间改河造田，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沧河造田。沧河造田的核心工程，是在羊湾一带的棋盘山上打洞，取直河道，裁湾造田。这个裁湾造田的点子，就是群众想出来的。

    那是1970年春的一天，吴金印肩上挎着粪筐，腰间挂着水壶，挎包里装着干粮，走在山间的小路上。每到一地，他都要同党员、干部、群众代表商量咋样改变山区面貌。

    这天，吴金印来到羊湾大队党支部书记郭文焕家。晚上，他俩躺在一个床上聊，吴金印说：“我一直在琢磨，沧河的河滩白白地浪费着老可惜，能不能想法在河滩上造点田出来？”

    “啊呀！”郭文焕一拍大腿，忽地坐了起来，“我也在琢磨这事儿哩。沧河流到咱羊湾的时候，叫棋盘山给拦住了，往西拐一个大弯，然后往南，接着再往东流走了。俺庄上老辈人就想过：要是把棋盘山钻个洞，把河取直了，不就能造出好几百亩地来？”

    “好点子啊！”吴金印披衣起床，拉着郭文焕就出了门。二人踏着月光在棋盘山下的河滩里走着，设想从哪儿打洞，在哪儿修坝，一直转悠到鸡叫。

    有一年，吴金印在砂掌村驻队，发现这里的山光秃秃的，就想着怎么绿化。有人说，这山上根本就不长树。当时，吴金印住在五保户武忠家，晚上聊起了这个事情。武忠告诉他，这一带的山顶上早些年树可多了，满山绿油油的大柏树，一人都搂不住。后来有人在山上栽过别的树，但树都死了，就柏树能活下来。武忠说：“听读书人说，柏树的根带酸性，能降住石头。对了，朝阳的山坡多少有点土，可以种苹果树，早些年有人栽过，结的苹果可甜了。俺估摸着，兴许种苹果能行哩……”

    吴金印白天跟群众一起劳动，晚上同群众一起讨论。最后，他综合归纳群众意见，组织全大队男女老少齐上阵，用两年多时间绿化了2000多亩荒山。

    吴金印刚到唐庄镇工作的时候，每天骑自行车到各村走访群众。有一天，他来到镇西北部的后沟村。这里靠山临沟，交通不便，是出了名的穷地方。他在跟群众聊起如何脱贫致富的话题时，村民窦全福说，咱这儿靠山，有石头，如果把路修通了，建石砟厂兴许能发财。他说，交通方便的地方，有人搞这个就发了财。他的话，让吴金印眼睛一亮。他沿着这个思路进行调研，最终提出了“西抓石头”即发展石头经济的思路，使西边几个村子的群众迅速富裕起来。

    “北抓林果”的思路，也是来自一次走访。

    那是1988年秋天，三个月没下雨，唐庄镇北部的丘陵，庄稼旱得卷了叶。当检查旱情的吴金印来到侯庄村地界时，突然看见一片浓郁的绿，走近一看，是一片山楂园，枝繁叶茂，山楂果红成一片。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农正在侍弄山楂树，吴金印上前搭讪，问他咋会想到种山楂。老人说，山楂树是铁杆庄稼，最顶旱。吴金印又问他，山楂园一亩能收入多少，老人说，弄好了可以收入千把块。老人还告诉他：“咱这儿的地，种旁的不中，种果树中。”吴金印不由得眉毛一扬：“这是个好点子！”

    据此，唐庄镇提出了在北部丘陵地区发展林果业的思路。几年之后，这里建成了万亩林果基地，搞了个“中国唐庄桃花节”，每年春天吸引着来自中外的10多万名游客。承包果园的人家都发了财，有了私家车，住上了别墅。

    在工作中遇到难题，吴金印就会到群众中去，跟他们商量解决办法。这个法子很灵。

    唐庄镇有个山庄村，1997年的时候，村民提出来想让镇里帮助他们修条水泥路。吴金印带着几个镇干部住到这个村，跟群众商量修路的事，最后商量的意见是：修路的经费主要由镇财政支出，每家每户多少兑一点钱，村民以出义务工的形式参与修路。绝大部分村民同意这个方案，并在协议书上签了字。有两户村民不同意出钱，但同意出工。有一户村民，既不同意出钱，也不同意出工。

    吴金印召开村民大会，就最后一户村民的态度交给大伙讨论。

    群众站出来说话了。这个说：“镇里支持咱村修路，是给咱们办好事哩，你这个态度，像啥话？”那个说：“就你能，俺都是傻子？俺村盛不下恁能的人，你走吧！”还有人说：“你不出钱、不出力，就没权走新修的路；要走，走一次掏一次钱！”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那人说得无地自容。他低下了头，真诚道歉并履行了义务。结果镇里出钱，村民出力，把这个村的路修通了。

    吴金印经常拿这些事例，跟唐庄镇的干部讲什么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说，咱永远不要觉得自己比老百姓高明，不能到了一个地方就指手画脚瞎指挥。群众在基层，最能吃透情况，并且整天都在思考问题，他们的想法往往更切合实际。我们当干部的，如果放着恁好的老师不去请教，岂不是傻子？ （下转A0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