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注《周礼》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二曰，刑平国用中典；三曰，刑乱国用重典。

    凡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同“馐”）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

    ——《周礼》

    周公营洛，制礼作乐

    “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如果你熟读《三字经》，大概会记住这句话。

    而周公和《周礼》，又和洛阳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自从3000多年前营建洛邑，并在这里制礼作乐，周公和洛阳的名字，就常常被写在一起。

    他姓姬名旦，是西周文王的第四个儿子，周武王的同母弟，早在周灭殷商的战争中，就“常左翼武王，用事居多”。不过，他真正在历史舞台上成为主角，是在灭商之后。

    当时灭商不久，大局未稳，武王就病死了。继位的成王年纪尚幼，便由叔父周公摄政。可是，有人不干了，到处散布流言，说周公有篡夺王位的野心，并勾结殷人发动了叛乱。周公顶住压力，用三年的时间平息了叛乱。之后，他建议成王把国都迁到洛邑（即今洛阳），以加强对全国局势的控制。

    在此之前，周公已到洛邑进行过实地考察。他营建的新都洛邑南临洛水，北系邙山，东西长而南北短，外郭城内有二城：瀍河以西称王城，为周天子所居；瀍河以东称下都，为殷顽民所居。在二城之间的瀍河两岸，是成周八师的军营。成周八师西卫王城，东监下都，肩负着特殊使命。

    为保证周王朝的长治久安，在营建洛邑的同时，周公还制礼作乐，严格规定了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等礼仪秩序。成王六年，洛邑建成。周公在这里举行了盛大庆典，正式册封天下诸侯，并颁布了各项典章制度。

    等这一切做完，成王也长大了。在摄政的第七年，周公决定彻底还政成王。当年的流言不攻自破，他的德才兼备，他的忠诚勤勉，都被世人看在眼中。正如曹操在《短歌行》所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还政成王之后数年，周公病重。去世之前，他要求把自己葬在洛邑，以示臣服于成王，至死不离开成王。然而，成王还是将他葬在了文王墓地（在今陕西）里，表示自己“不敢以周公为臣”。

    皇皇《周礼》，原名《周官》

    周公一生的重要言论，如《大诰》《无逸》《立政》等，多记载在“上古之书”《尚书》中，而他的主要著作，则是居于《三礼》之首的儒家经典《周礼》。

    不过，这部书最早的名字不是《周礼》，而是《周官》。它“著六官，存治体”，通过官制来阐述治国方略，包括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个方面。冬官部分早已散佚，西汉时又补上了内容相似的《考工记》。

    书中六官各司其职：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从礼的体系来看，它既有祭祀、朝觐、巡狩、丧葬等国家大典，也有用鼎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等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的记载，内容极为详尽丰富，几乎涉及了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献中十分罕见。

    不过，此书在先秦文献中并无记载，而是到西汉景帝时期才被河间献王刘德发现。由于当时汉王朝已将《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列为儒家经典，加上《周礼》所述制度与当时制度相左，它便被“藏于秘府”，束之高阁。

    又过了百余年，到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秘府所藏文献，重新发现了《周官》。刘歆对此书非常推崇，认为这是周公所著，乃“周公致太平之迹”。随后，《周官》成了古代文人的必读之书，并被更名为《周礼》。

    东汉后期，博古通今的经学大师郑玄为《三礼》作注，第一次把《周礼》排在《三礼》之首（先《周礼》，后《仪礼》，再《礼记》），终于使其成为儒家的皇皇大典之一。

    周公之典，影响百代

    跟很多古书一样，千百年来，《周礼》的真伪和成书年代饱受质疑。不过，学者们的主流意见还是赞同刘歆、郑玄之说，认为它是周公之典。

    “《周礼》对后世影响之大，超乎人们想象。历史上那些重大变革，如西汉王莽改制、北宋王安石变法等，都是从《周礼》中寻找的思想武器。”洛阳古籍收藏家、白河书斋主人晁会元说，我国自隋代开始实行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中的六官设置的。唐代将六部之名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这种制度一直沿用到清末。历代修订的典章制度，如宋代《开宝通礼》、明代《大明集礼》等，都是参照《周礼》，斟酌损益而成的。

    “再举一个例子，北京城的格局，最初也是忽必烈以《周礼》为范本建立的。明清两代不仅沿用了元代北京‘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还参照《周礼》，建了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晁先生说，依《周礼》建都的例子，即使在海外也不鲜见。

    “后世流传的《周礼》版本很多，其中以郑玄注本最为著名。明清国子监刻《十三经注疏》，均收入了此书。”晁先生介绍，根据《中国善本书书目》的记录，如今人们所能见到此书的最早版本为宋代刻本。“国内尚存宋刻本10套，分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金元刻本有14套。目前，明代以前《周礼》刻本在百套以上，是存世早期版本最多的一部古籍。”

    鉴于周公和《周礼》对洛阳的特殊意义，多年来，晁先生下力气搜寻这部古籍，目前已收藏不下十种版本，这个过程相当曲折。比如5年前，他听说孟州有一农民，其父民国时在北京琉璃厂开店，就一次次前去拜访，最后高价买下了十多册《周礼》，经鉴定是明万历21年北京国子监刻本。还有一套珍贵的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是他在北京拍卖会上竞拍到的。“还好当时价位不算太高。搁到现在，已变成天价了，我可买不起。”他笑着说。

    （图由晁会元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