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递员给一家单位的收发室投递完邮件，然后沿着马路骑车离开。钟爱华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诧异道：“好奇怪啊。”我问他怎么了。钟爱华说邮递员都是分片儿的，一般一个人负责一个城区内的特定几条街，可他刚才明明是在金水区，但现在过了马路，从区划上说已经进入管城区了，这不符合投递规矩。

    我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这么说，他跨区是为了把寄到阎山川家的订货信送出去？”

    一想到这种可能性，我们两个人精神一振跟上去。我们看到邮递员过了马路，把自行车停在一座五层大楼前，捧着一大堆邮件进去，过了5分钟才出来。出来以后，邮递员没有继续前进，而是车头一拐，穿过马路回到金水区。

    他这个举动，无疑证实了我们的猜测。钟爱华问我接下来怎么办，我说你去跟邮递员，你把相机给我，我进楼里去看看。

    这大楼一进门是个开阔的大厅，从大楼外的牌子上看到，里面有会计师事务所、旅游公司、法律咨询、某某驻郑州办事处、图书编辑室等。

    我径直走到前台，装出特别焦急的样子，说有一封特别重要的信件递错了，必须找回来。前台小姑娘说有一家公司是邮递员直接送上去的，在四楼，叫新郑图良工艺品有限公司。

    我抬腿走上四楼，只见一个紧闭的磨砂玻璃门上贴着一张打印纸，上面写着“新郑图良”。我一看这名字，就知道肯定有蹊跷。

    国家有明文规定，制贩高仿古代工艺品是合法的，制贩赝品是违法的。可是高仿和赝品之间的定义特别微妙，它们的区别只是在买卖的时候是否明确告知性质。说白了，同样一件唐三彩，你说这是高仿的就合法，您说是在乾陵里挖出来的就不合法。

    我在门口观察了一会儿，没急着敲门，而是转回楼下，从纸箱子里悄悄拿走一封寄给本楼一家杂志社的信，又借了张信纸和一个空信封。我在信纸上潦草地写了几句话，放进信封，然后写上阎山川家的地址，贴了张邮票将信封好，再走上楼去。

    我敲了敲门，门很快开了一条小缝，一个女人探出头来，一脸警惕地看着我。我把两封信递过去，满脸堆笑：“你好，我是三楼律师所的，刚才我上楼的时候看见邮递员掉了两封信，估计是你的，给送过来。”

    女人的表情稍微缓和了点，她接过两封信，飞快地扫了一眼信皮，然后将那封杂志社的信还给我说：“这封不是。”

    我接过信，有意无意往办公室里张望了一眼：“你们是做工艺品的？我认识几个朋友，需求量挺大的，有兴趣合作一回吗？”

    “对不起，我们这儿不对外。”女人生硬地回答，然后把门给关上了。

    我捏着信，举起相机对着这家公司的门拍了几张。我认为这家叫新郑图良的公司，肯定是老朝奉的制假产业链中的一环。

    我把杂志社那封信送回前台，离开大楼。等我走到刘记羊肉烩面时，钟爱华已经在那里等候多时了。我把相机给他，让他送到附近的冲洗店去冲洗，有一个小时就能拿到照片。

    我们俩进了小店，点了两碗羊肉汤、两碟小菜，边吃边说。钟爱华告诉我，那个邮递员回邮局以后，跟谁也没接触，直接回了家，钟爱华还记下了他家的地址，然后我把新郑图良的事跟他讲了一遍。

    钟爱华问：“那咱们接下来怎么查？盯着进出新郑图良的所有人？”

    我略作思考，随即摇摇头。这个办法工作量太大，光靠我们两个根本没法做。更何况，老朝奉是很精明的人，他肯定在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设置了安全措施。

    这家新郑图良工艺品公司，应该就是第二道环节的保险所在。从我的观察来看，这家公司只是个皮包公司，并不真正经营业务，它唯一的功能就是收信汇总，与造假的工坊保持单向联系。老朝奉会派人打电话过来，或者找人来取订单。公司办事员既不知电话是哪里打来的，也不知道取单子的是谁。

    “那可怎么查啊？”

    我喝了一口羊肉汤，说：“你去把照片取回来吧，那里面有答案。”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之谜》 马伯庸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