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会结束后第三天，凌一尧偷偷塞给我一张字条，上面写道：“如果你能够考到本科，高考以后咱们就假装在一起，气死姚千岁！”

    我至今不太明白，所谓“假装在一起”的具体含义，到底是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可当时我根本无暇顾及，完全被突如其来的喜悦冲昏了头脑。我特意买来精致的信纸，准备再写一篇洋洋洒洒的抒情散文，但提着钢笔发了整整一个晚自习的呆，将五六张信纸搓成纸团，才郑重其事地在最后一张信纸上写下四个字：

    “一言为定。”

    小孟主动请缨，承担了传递字条的重任。

    子石和大乔很快就发觉我有些不正常，因为我很少再与他们俩混在一起，整天待在教室里学习，有点不合群了。他们试图说服我，但多番努力都无果，直到有一天看见我与凌一尧在教学楼走廊里相视一笑，他们才若有所悟。

    “见色忘义的家伙。”

    “重色轻友之小人。”

    于是，我被驱逐出三大“奇葩”的队列。其实没有了我，他们俩照样可以玩得很痛快。

    整个高三，我与凌一尧都保守着一个共同的秘密，即便两人迎面走过，也从来不打一声招呼。她总是带着浅浅的笑意，而我努力压抑着内心的激动。偶尔旁边没人的时候，我会自言自语地把她的姓名说出来，然后像一只疯猴子似的狂奔乱跳，那真是一件快乐到极点的事情。

    那一年里，我拼命地学习，仔细聆听老师讲的每一节课，认真解答每一份试卷。尤其是高三下学期，正值春困夏乏之时，像我这种慵懒成性的学生不得不一天接一天地煎熬下去。为了与瞌睡虫战斗，我在抽屉里备着葡萄干或瓜子之类的零食，一边吃一边解题，以致我的体重比学业上升得快。

    当时，南通地区各高中流传着一个恐怖传说，每天凌晨3点多，学生甲独自走下空荡荡的楼道口，意外邂逅隔壁班的学生乙，乙揉着惺忪睡眼说：“早上好。你来上早自习啊？”

    甲打着哈欠说：“我刚下晚自习。”

    乙说：“噢，那晚安吧。”

    曾有一段时间，我就是其中的学生甲，直到有一天我的体检报告上出现“甲亢”二字，这一鱼死网破式的备考方式才得以终止。

    那年3月，非典在全国肆虐，我们学校也是风声鹤唳，即便谁多咳嗽几声都可能成为全校的关注重点。不仅如此，家长的探望日以及月底的寄宿生假期一律被取消了，学校几乎成了一座与世隔绝的孤岛。

    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口罩首次成为一种装饰品，被印上各种可爱的图案。我偷偷给凌一尧送过一个黑色的口罩，上面绘着猫咪的口鼻和胡须，她在学校里只戴过一次，那羞答答的模样让我十分喜欢。

    当时我们每月的生活费不足200元，只有几位公子哥儿才有能力配备手机这种奢侈品，而我这个穷小子与女孩子互诉衷肠的通信工具只有字条。

    我给凌一尧写的字条上说：“你今天好可爱呀！”

    晚上，小孟带来凌一尧的回复：“神经病。”

    我愣了一下，情绪不免有些低落，但再一低头看到，字条边缘赫然画着一张俏皮的鬼脸。于是整个世界一下子明媚起来，除了铆足劲头狂写一张试卷，我没有其他的庆祝方式了。

    后来，凌一尧的父母给她配了一部小灵通，以便随时通报生活和学习状况。于是，我每天晚上跑到大乔的寝室，借他的诺基亚手机用，大乔不情愿地将手机递给我，说：“省着点，话费不多了。”

    我递去1元钱，说：“只发10条短信。”

    大乔将硬币揣入口袋，并掏出小便签，认认真真地写上两个“正”字，以示本月的手机话费里少掉10条短信的额度。当时的短信，一毛一条，对于一个中学生而言，是非常奢侈的消费。

    为了节约聊天成本，我和凌一尧的每条短信都是一篇文章，不达到字数最高上限，绝不发送。有了高科技的现代通信方式，我们再也用不着小孟了，他从此失去“建功立业”的机会。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 李海波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