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街头空荡荡的，我搂着凌一尧单薄的肩膀，尽力为她驱除早春之夜的寒气。她一直缄默不语，情绪有些低落，快到她学校门口时，她突然说：“吕钦扬，如果哪天我们想要分开了，就想一想曾经一起在街头卖爆米花的日子，好吗？”

    当时我困得睁不开眼，没有将此话放在心里，以为她还在想着白天遭到驱逐的事情，只是敷衍了一下。多年以后，我在街头再次见到几乎绝迹的老式爆米花机，陡然想起凌一尧对我说的那句话，思维出现片刻的停滞，随即又被排山倒海般的痛楚冲击得无法呼吸。

    也许这就是爱情。

    凌一尧对勤工俭学很有兴趣，她固执地认为没有打工经历便算不上真正的上大学。她四处寻觅兼职信息，甚至我们坐在小饭馆里吃饭时，她都要问这里缺不缺人手，服务员妹子很快带来老板的回话：“这里只缺一名老板娘。”

    凌一尧有些沮丧，但很快她又神神叨叨地说：“你知道吗？这里的老板一直暗恋这个服务员，却不好意思开口，刚才他说‘这里只缺一名老板娘’，其实是向那个女服务员暗示爱意呢，可惜那个服务员太笨了，怎么也领悟不到。”

    我不禁佩服：“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她眯眼一笑：“我瞎掰的。”

    我顿时无言。

    但她托着腮帮，自我陶醉地说：“说不定事实就是那样的呢。那么在他们俩的爱情故事里，我就是一个素不相识但举足轻重的配角，多厉害呀！”

    为了帮助她圆打工的梦，最终我还是张罗着给她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周末去给几个小孩子辅导功课，督促他们写作业。孩子的家长开的酬劳相当靠谱，但据知情人士透露，那几个小孩子十分难缠，之前几位家教都以一句“另请高明”结束了短暂的师生关系。

    凌一尧准备得相当充分，不但向学姐借了一套正装，而且琢磨出一种被她命名为“不怒自威”的表情，专门用来恫吓不听话的孩子。她屏住呼吸，面容冷峻，目光像电压不稳的白炽灯似的明暗不定，而后问道：“我这表情是不是很可怕？”

    我极力忍住内心想要大笑的冲动，点头说：“嗯，冷汗都出来了。”

    她这才欣慰地出发了。

    当天傍晚她打电话过来，得瑟地说：“那几个小孩子很听话呀，哪有你说得那么难管？他们还叫我凌老师，毕恭毕敬的，写作业时都不敢抬头。”

    我不禁暗自一笑：小孩子最擅长“以貌取人”了。

    凌一尧当家教的那段时间，我在学校附近打零工，或是给英语辅导班拉生源，或是给快餐店跑腿，甚至在超市干过装卸工。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与大多数校园情侣一样，小日子过得很拮据，把赚来的每一分钱都小心翼翼地存着。因为凌一尧想存够盘缠，好和我一起去大连或者厦门看海。

    “心有余而钱不足啊！”看着旅游杂志里的美丽海滩，她有些郁闷。

    我非常希望实现她的愿望，除了努力赚钱和省钱，我还特别留意那些设有巴厘岛三日游、双飞新马泰之类大奖的电视娱乐节目。后来，我才明白自己想的太多了。

    可是，当凌一尧的爸妈提出五一节带她去青岛玩时，这个做梦都想看海的女孩在欢欣鼓舞一阵子之后，却决定放弃这个机会。她说：“还是你们俩去吧，把20多年前的蜜月旅行补上，我就不当电灯泡了。”

    爸妈拗不过她，只得同意了。

    “你不后悔吗？”我问她。

    “后悔什么？”她白了我一眼，说，“咱俩不是说好一起去看海的吗？我可不想在电话里告诉你大海有多大，天空有多蓝，沙滩上有多少沙子。”

    我当时又感动又羞愧，下决心尽早实现她的愿望，然而，后来我和凌一尧再提及这个话题时，仿佛那只是她的一次心血来潮。她把我们积攒的钱存进银行，虽然账号里金额增长的速度如同蜗牛爬坡，但至少一直在增加。

    “这是我们自己赚的钱呀，啧啧。”她看着卡里的1000多块钱，沾沾自喜。

    还好，凌一尧不在乎一定去大连玩。我们在南京城照样玩得很惬意，夫子庙、中山陵、总统府、紫金山，那些地方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 李海波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