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这种事情在工程施工中是家常便饭，业主、监理和施工单位之间的关系有时相当混乱，既要有严格的规定，又要有默契的配合。但老监理还是不能接受对方先斩后奏的做法，他认为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预谋。

    他毫不客气地说：“混凝土凝固了，那就把它凿开。”

    协商数次无果，施工单位终于恼了，平时称兄道弟的人拦住监理，将弱不禁风的老头子按在黄沙堆里揍了一顿。最后，他们还丢下一句话：“你们这种垃圾货色，给脸不要脸，欠揍的玩意儿，老子看在你们是业主走狗的分上才丢点骨头给你们，你们还真蹬鼻子上脸了？”

    老监理其实没有受伤，但他是一个爱面子的人，这次如此狼狈不堪，心理创伤一时无法弥合。他被打的事情被当作笑话到处传播，甚至我在场的时候，工人们也毫不避嫌，仍添油加醋地描述。

    我只是一个资料员，很少去做得罪人的事情，他们没有为难我，但我仍然被伤到了，我想这辈子决不做一个捡食别人残羹剩饭的走狗。

    原因之二是凌一尧本科毕业后，考取了本校的研究生。

    在这个时候，我想再过几年就该谈婚论嫁了，因而我的紧迫感变得强烈了，希望能在她毕业前多赚一些钱，至少能圆她一个“白婚纱、红地毯、鲜花拱门”的梦想。

    于是，我重返南京，和凌一尧三年的同居生活正式开始了。

    我在江宁区找工作，采用全面撒网的战术，简历一下子投出去十几份，然后逐个单位去面试，忐忑不安地等候消息。我寻找的工作类别相当广泛，有企业行政、广告策划、网站编辑、经理助理，甚至保险公司的业务销售等。

    最终，我被一家广告公司录用，成为一名朝九晚五的办公室文员。

    我们住的房子是凌一尧跑了很久才找到的，不到40平方米，月租600元。房子的位置有些偏僻，位于半个世纪前的老街区。房东的院子里有一口老井，井沿竟然刻着“镇江”的字样，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半个世纪以来，脚下这片土地的管辖权在镇江与南京之间数次变换。

    周末我们一起去附近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购置了许多生活用品。房子里原本就有床铺和电视机，再添上折叠衣橱、被褥、晾衣架、炊具和餐具，原本满是尘土蛛丝的房间顿时变得生机盎然。

    “我们有小窝了！”凌一尧眉飞色舞。

    我也高兴地将她抱了起来。

    在我和凌一尧恋爱的第五个年头，我们第一次朝夕相处于同一屋檐下。

    经过友好协商，我们达成共识：我负责炒菜，凌一尧负责洗碗。饭后，我惬意地躺在床上看电视，而她不停地忙碌着，挽着袖子，系着围裙，像个妻子一样做着家务。

    当时我还在试用期，收入少得可怜，要承担房租水电以及其他开销，生活有些窘迫，不得不尽量节省着过日子。譬如我们的早餐，经常是一小锅米粥、一小碟肉松榨菜、两个煮鸡蛋。

    我们约定，谁先起床谁先去做早餐，但每次当我醒来时，早餐都已经摆在桌上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凌一尧根本不是一个容易自然醒的人，可是我又从来听不到闹铃声。后来我才明白，她把手机闹铃调成震动模式，放在她的枕头边，这样她便可以早起做饭又不会把我吵醒。

    “白痴，手机会有辐射的啊！”我埋怨道。

    她说：“我就是喜欢喊你起床吃早餐呀！”

    她那得瑟的模样，就像幼儿园里得了小红花等待表扬的小朋友，而我突然觉得不可思议：我得有多幸运，才会得到这个女孩的青睐！

    为了节省费用，方便出行，我从附近大学城的毕业生手里买了一辆山地车，花了120块钱。每天早晨，我骑车上班时载她一程，傍晚再去她学校北门，载她一起回家。两个时间段都是交通拥堵的高峰期，汽车司机们焦躁地按着喇叭，而我们的山地车灵活地穿行在路上，畅通无阻。

    “报告首长！前面有一辆宝马，是否超车？”

    “超！”

    “是！”

    于是，一辆辆宝马、奔驰甚至兰博基尼，被我们驾驶的环保节能无噪声的“单兵无履带战车”甩得远远的。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 李海波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