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彩色照片在国内还很罕见。而《清明上河图》的鉴定是在1951年，居然已经用了彩色冲印技术，可见国家对此画的重视程度。

    我很快挑拣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的是位于汴梁闹市后排的一处轩敞瓦房，看样子像是个赌坊，四个赌徒围着一张台子在扔骰子。我想起素姐讲的王世贞的那个故事，拿出放大镜，却发现台子上的骰子清晰可见，四个赌徒的脸却模糊不清，五官涂污，根本无法分辨口是张还是合。

    我拿着这张照片端详了半天，然后从怀里取出一张《清明上河图》的印刷品。这是我在美术商店买的《中国历代名画集》中的一页，铜版纸印制。这是市面上最通行的版本，不论是中学历史课本、美术史学术专著还是旅游图书，都是用的这个版本。该画下面有一个标注，注明此画复制自故宫收藏的真本——当然，画面远不及这套照片清楚。

    在这个版本里，我把放大镜挪到同样的位置，立刻顿住了。我看到那个赌坊里的赌徒们五官清清楚楚，口型呈圆形。

    瞬间我口干舌燥。

    当年汤臣之所以能看出《清明上河图》赝品的破绽，是靠赌徒的口型。真品口型为圆形，赝品口型为开口。

    在1951年的真品原始鉴定照片里，赌徒的五官已被污损；而在通行的版本里，同样的位置却恢复了原状，口型呈圆形。技术上，这不难做到，故宫有专门的技师对画进行修补。但修补恰好发生在这一关键位置，是不是有点儿过于巧合？看起来就好像是在故意遮掩什么。

    修补之前，赌徒到底是什么口型？圆形还是开口？

    我觉得喉咙有些干，拿起杯子将里面的橘子水喝了一半，继续翻找照片，很快翻到专拍题款特写的那几张。

    《清明上河图》的第一个收藏者是宋徽宗，他亲自题了画名，还钤了双龙小印。可惜这部分绢布已遭人盗割，早就看不到了。好在其他的题款都在，一个个数下来，从张著到明代大学士李东阳，再到陆完、严嵩，一直到溥仪盖的三个印，历历在目，清清楚楚，记录了这幅国宝的坎坷历程。

    可我从头到尾数了三遍，有一个人的题款始终找不到。而这个人的题款，本该是不可或缺的。

    他就是这幅画的作者，张择端。

    素姐说的没错，这两点仅仅只是疑点，还不足以盖棺定论认定《清明上河图》是假的。但这些质疑，足以掀起一阵大波澜，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只要让《清明上河图》重新公开接受鉴定，我的目的就达到了，到时候老朝奉以及他的那些罪恶勾当，一定会被暴露在阳光下。

    我按捺住心头的狂喜，万里长征终于走到最后一步。

    我重新睁开眼睛，从怀里拿出一个小巧的傻瓜相机，对着我挑出的几张照片拍了几张，然后又把牛皮信封拿过来，对着上面的红戳也拍了几张。

    做完这一切后，我把照片重新装回信封里，把“图书馆”叫进来。“图书馆”进屋问：“你看完啦？”我说看完了。“图书馆”拿起信封，重新粘好将其扔到书架上，冲我一伸手。我把2000块钱递给他，无心跟这个财迷多纠缠，立刻推门出去。“图书馆”在背后喊了一嗓子：“下次你再想来看，我给你打个八折。”

    我冷笑一声，没言语。等到这事儿掀出来，自然会有人来他这里找原始照片，到时候可就由不得他了。

    我匆匆赶回四悔斋，把门窗关好，拿出纸笔来开始埋头写材料，单纯对《清明上河图》的真伪提出技术性质疑，还附了一些照片作为证据，结尾特意留了我的名字。我之前因为佛头案出了点儿小名，如今亮出许家招牌，可以增加公信力。

    我写完“愿”字的最后一笔，把钢笔搁下，整个人处于一种兴奋状态。

    “爷爷，爹，希望我这一刀，能为咱许家洗清冤屈。”

    （摘自《古董局中局2：清明上河图之谜》 马伯庸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