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既然是这样，那就不是它们技艺不精，是我接得不准。”我说。

    从此，持续几天的冷战这才得到缓解，不过她的情绪还是有些低落，其中一个原因让我极为惭愧：那年她放弃与父母去青岛旅行的机会，只为某天与我一起看海，不料现在我撇下她一个人跑到海边了。

    “即便有一天我们一起去看海，我看见蓝天大海时会发出很无知的惊叹，你却已经习以为常，感受不到惊喜，那样终归有些扫兴吧。”她遗憾地说。

    她从未看过大海，我这里虽说是黄海，但没有树木和礁石，只有一望无际的沼泽滩涂，海水像咖啡一样混浊，并且经常刮六七级海风，与她的想象大相径庭。

    我怕破坏她对大海的憧憬，也怕她担心我，于是没有辩解，只是承诺以后带她去海南旅行。我高高地举起手机，试图让她听到潮水拍岸以及海鸟啼鸣的声音，可她根本听不见，只能听见呼呼的海风。

    无论在哪个环境，新人都不得不在工作能力和人际关系上接受考验，尤其是老板“钦点”的新人。在别人的眼里，他们可能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废物，可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甚至是刻意被安插进来的耳目。

    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人。

    虽然活动板房搭起来了，人员和机械也已入场，但业主、监理和施工三方整天不停地开会，工程尚未正式启动。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也不清楚我的具体职责是什么，只能在项目部查看图纸，向同事们展示我的真诚与友好，可是这帮老哥们儿走南闯北多年，认为我是一个好捏的软柿子，开始让我干一些琐碎的活儿。

    “小吕啊，快去给张总泡一杯茶。”

    “小吕啊，把这个合同复印三份。”

    我无可奈何，只能一会儿在办公室充当文员，一会儿在工地跑腿。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大半个月，他们渐渐习惯了，我也习惯了，他们甚至毫不避讳地谈论一些令我不悦的话题。

    “哎，上大学有什么用？在学校读书都读傻了，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有人当着我的面这样说。

    “是啊，早知道我就不上大学了，真后悔。”我只能这样自嘲。

    厨师老康的家里出现变故，急匆匆地请假回去，我又不得不临危受命，暂管厨房的工作，一个人做饭炒菜。中午，大伙一边吃着现成的，一边指手画脚地挑剔饭菜的毛病，丝毫没有一句感谢的话。

    “哎，不如老康做得好！”

    他们吃罢饭，把碗筷一丢都走了。

    面对满桌子的狼藉，我感觉一股火气升腾着，却又不知道如何发泄。凌一尧喜欢把下厨的任务推给我，却从来不让我饭后洗刷，声称“洗碗不是男人该做的事”，而现在这帮人竟要我给他们洗刷碗筷。

    生气归生气，晚饭还是由我来做，一大锅清水煮面条，至于菜就别指望了。

    “碗筷怎么还没有洗？”有人惊诧地问道，并将目光投向我。

    “要洗吗？”我佯装毫不知情，“我以为你们中午把碗留在这里，是想留到晚上继续用呢。”

    周围的气氛一下子降至冰点，他们面面相觑，我吃着面条，丝毫不理睬他们。最终，他们还是拿起各自的碗筷清洗去了。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尴尬的一顿饭，大家都不说话，甚至故意吃得很慢，以免成为打破沉默的那个人。

    “老康没回工地之前，轮流做饭，碗筷自己洗。”我说。

    没人提出异议，那便是全票通过。

    后来，没有人再亲昵地呼唤“小吕，倒杯茶”，我几乎成为一个透明人。我原先还在气头上，觉得自己做得一点都没错，但等我冷静下来后，又觉得自己过于锋芒毕露，只得打电话给老刘，主动告知了这件事情。

    “年轻人，要受得住气。”他说。接着他话锋一转：“但也别总做好人，在这个社会，好人是要被欺负的。”

    很快，我的处境又有所好转了。

    监理公司原先的总监与我们处得不错，一路都开着绿灯，项目部也享受了一段轻松的日子。但好景不长，业主方对这种绥靖政策颇为不满，监理公司重新派了一个总监过来。新官上任三把火，新总监要好好地表现自己，第一天便到处指手画脚。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 李海波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