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提高国企收益上缴比例，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专家认为，全民直接享受国企分红比较困难，“钱收上来之后怎么花”需要更多监管。当听到要提高国企收益上缴比例的消息时，北京朝阳区的王女士认为，如果什么时候，他们上缴的收益能像香港、澳门那样，平均分给每个居民就更好了。（11月20日《新京报》）

    “平均分配收益”当然可以成为一种选择，其优势有三个方面：一是体现了均等性，收益作为全民所有的财富，理应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权利；二是尊重了自由性，将收益以红包的形式派发之后，受益者可自行合理安排，避免了一刀切带来的不适；三是先例并不少，比如香港、澳门等地，就有大派红包的做法，最近澳门特首崔世安表示，明年将向永久性居民每人发放9000元。

    其实这样的做法在内地同样有先例，当初在物价上涨之时，为抑制物价上涨过快带来的冲击，很多地方都采取了同样的方式，或以物价补贴的名义，或以发放购物券的方式。现在，有人建议将国企上缴收益平均分给每个居民，也可算民众对分配方式的一种建言，承载着一种民生诉求。

    对于公众来说，提高上缴比例，真正惠及于民才是最关键的。现在的问题是，国企上缴的收益本来就少，结果还绝大部分返给了国企。

    由于账务不透明以及对收益使用没有决定权，国有企业收益使用一直是公众心头之痛。如果提高上缴比例之后，又几乎全额返还，这对民众来说没有实际价值。

    国有企业作为全民资产，不让民众享受更多的收益，反倒让民众承担其亏损，这种权利与义务的失衡，产生了全民派发的诉求。

    实际上，无论是平均分配，还是纳入财政或者社保体系再分配，每个人真正获得的收益并不多，即便像香港、澳门那样派发，也只能起到安慰的作用。

    最大限度地顾及公众的情感需求，满足他们最底线的现实诉求，才是国有企业收益上缴分配的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