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段时间我和凌一尧一起住在南京那个小窝，她上班下班，我买菜做饭，让她安心工作，也算是对她的一种补偿。每天清晨我都要喊她起床，在她梳洗打扮时煮面煎蛋，在她吃早餐时给她整理东西，在她出门时塞给她一盒开水烫过的酸奶。

    “我上班去了，你乖乖地待在家里，守住咱家的大门，不要让小蟊贼和坏女人进来。”她临走时一边系围巾，一边下命令。

    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回到南京后我才发现自己的肤色与周围同龄人的肤色有了明显区别。为了恢复原先的肤色，我买了各种牌子的美白护肤品，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都要用一遍，甚至在她的指导下学习使用面膜。可是，海边的紫外线辐射比城市高出数倍，海风侵袭下的肌肤就像风干的腊肉一样，那些护肤品几乎不起一点儿作用。

    我之所以那么焦躁，是因为她的父母又在给她介绍对象，我年底必须去拜访一下她的父母，让他们认可我这个未来的女婿。当我把内心的忧虑告诉凌一尧时，她毫不在乎地安慰道：“没事呀，我就说你是为了养我才去闯的，他们不会为难你的。”

    那年，南京的冬季似乎格外冷，寒风从天桥上横贯而过，我与凌一尧相互依偎着，穿行在这座城市的茫茫夜色中。

    过年之前，在她的强烈要求下，我们颠簸9个多小时去了一趟烟台的金沙滩，终于圆了她多年的大海梦。冬天的海边异常冷清，见不到几个人影。

    走累的时候，我们便坐在海滩上一艘废弃的小艇上歇息，她的鼻尖冻得通红，长发被海风吹得很乱，却依然一动不动地遥望远方。

    “长这么大，视野第一次这么开阔。”她说。

    我们在烟台待了3天，返程时春运已经开始，乘坐的那辆长途大巴硬是在高速公路上堵了15个小时。

    腊月二十七的上午，我拎着礼物登门拜访凌一尧的父母，带的礼品是：一盒铁观音茶叶，两瓶天之蓝酒，还有我家自制的十几斤牛肉香肠。

    凌一尧的爸妈做了一桌菜，还开了一瓶白酒。尽管两位长辈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但我还是感觉到那是一种客套。

    “听尧尧说，你家在农村，现在还有田吧？”她爸爸问道。

    “嗯，还有五六亩。”

    “父母在家里种地？”

    “嗯，全是搞绿化栽树木。”

    “做绿化挺赚钱的吧？”

    “比种粮好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如实相告。

    “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他又问道。

    我敢肯定，这些问题他早已问过凌一尧，只是想要我亲口说一下。这种技巧性的拷问让我非常不自在，但还是毕恭毕敬地答道：“我的专业是土木工程，最主要是做路桥和水利工程。”

    “噢，挺不错的，金桥银路。”他赞许地点点头，“我有不少朋友也是干这一行的，近几年这种工程好像不好干。”

    “目前是这样，干这种工程大都需要垫资，工程款不太好要。”我一边顺从他的观点，一边为自己辩护，“不过我们做技术管理的还算凑合，压力和风险都是老板承担的。”

    “干工程不太稳定啊，全国各地到处跑，很难照顾家人吧？”

    我尴尬地点头道：“的确不太方便，我干两年攒些钱也打算改行。”

    “你学的是土木工程，改行能干啥？”他又问。

    这下我哑口无言，不是我没有答案，而是不知道在这里如何表达。难道要我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已经在这个行业见过足够的世面，即便不干工程也依然能够安身立命，或是经营自己的门店，或是混迹某家公司，甚至成为一名作家？

    “你现在房子买在哪里？”她妈妈不太喜欢我们兜圈子，直接插话问道。

    “妈……”凌一尧不太满意这种赤裸裸的提问，急于为我辩护，却被她妈不动声色地瞪了一眼，只得乖乖地保持缄默。

    “暂时还没买。”我已经开始感受到她妈妈的敌意，因为她妈妈不可能不知道我的情况。

    “怎么还没买呢？现在房价涨得多厉害，买得稍微迟一点儿，总价就能相差一二十万元。”说到这里，她妈妈看我一眼说，“不过也不要紧，年轻人买房子都是父母出个首付，其余的小两口可以去贷款。”

    “能一次付清更好，年轻人最好不要当房奴。”她爸爸也附和道。

    （摘自《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 李海波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