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窟龛都比较小，里面也空无一物，看起来十分普通

    昨日，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中心馆员焦建辉提起2009年7月的那一天，不禁感慨万千。当时，他在龙门西山进行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费尽周折爬上山腰，第一眼看到一个上方刻有十字架的洞窟。他不曾想到，这个洞窟将对后来的考古研究产生多么重大的影响。

    1 瘗穴藏身窟龛群，专家道出惊人来历

    昨日上午，洛阳晚报记者和焦建辉等一起，来到龙门石窟西山红石沟北崖中段山腰处。穿过山上的荆棘和松柏，我们眼前出现了一片小型窟龛群。

    和龙门西山上那些著名的洞窟相比，这些窟龛都比较小，里面也空无一物，看起来十分普通。

    焦建辉说，经过近10次的现场研究，确认这一小型窟龛群在长约30米的区域内，有小型洞窟2个、方穴13个、圆拱形穴1个，其中有一个洞窟格外与众不同。

    “当我看到这个上方刻着十字架的瘗穴时，顿时觉得它和其他洞窟不一样。”焦建辉已在龙门石窟从事考古工作15年，还是第一次在这里发现基督教的十字架！

    经过翻阅大量资料，焦建辉认为这可能是一处景教墓葬遗迹。然而，佛教圣地龙门石窟怎么会出现一个景教的瘗穴？

    听说这一消息，远在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罗炤赶到洛阳，和退休多年的龙门石窟研究院原副研究员张乃翥（zhù）一起，经过实地查看，认为这是一处唐代早期景教墓葬遗迹。

    2 “异端”宗教受到大唐的包容和接纳

    这处墓葬的出现为何会引来北京的专家？据资料显示，景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形成于公元4世纪下半叶至5世纪上半叶的东罗马帝国，创始人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聂斯脱利。

    公元431年，景教被基督教法规与罗马帝国法律裁斥为异端教派，其信徒后来辗转流亡到波斯，又沿丝绸之路在唐朝时期来到中国，在获得唐太宗准许后，便以景教为名进行传教。当时，唐太宗还命人在长安建造了一座教堂，称为波斯寺（后改称大秦寺）。景教遂在中国发展壮大，唐高宗时期在西安、洛阳等地都建有教堂。

    这一在西方被宣告为“异端”的宗教，受到大唐的包容和接纳，与祆（xiān）教、摩尼教并称唐代“三夷教”。景教在中国曾有200多年的辉煌历史，在后世典籍中却只有零星记载，其真实面貌鲜为人知。

    焦建辉说，目前发现的早期景教遗物有新疆高昌景教写经与壁画残片、敦煌景教写经与绢画、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洛阳《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景教遗迹则有新疆高昌寺院遗址，均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

    在龙门石窟发现的这处看似平常的景教遗迹，蕴藏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即除了前述传统丧葬方式，当时景教徒中还有焚烧遗体、埋藏骨灰于山林龛岩的丧葬方式。

    龙门东、西两山多有文字题记显示这些“尸陈戢（jí）崖，魂藏孤岩”的瘗窟和瘗穴，是遵逝者希望葬于佛教圣地龙门石窟之遗愿而开凿的，并特别指明了这是合乎佛教信仰礼仪的。

    有意思的是，印度教、佛教盛行火葬，传统基督教则以土葬居多。这处景教瘗穴位于佛教圣地龙门石窟，和众多佛教僧人及信众的墓穴一起，透露出附近或有景教徒存在。

    作为龙门石窟继佛教、道教遗迹之后首次发现的另一类型宗教活动遗存，这一景教墓葬，也显示了唐朝包容开放的宗教氛围。

    3 一处景教墓葬遗迹，牵出诸多谜团

    2006年，《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幢出土时，龙门石窟研究院副研究员张乃翥说，经幢透露出唐代洛阳地区就有景教的传播，这为研究景教弘法中原提供了直接的考古学证据。从那时起，人们就知道唐代洛阳城存在胡人墓葬区。而此次龙门西山景教墓葬遗迹的发现，则为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不过，这一新发现带给考古人员的还有更多尚待解开的谜团。

    这块独立于石窟核心区之外的区域，为何会集中出现瘗窟、瘗穴？焦建辉说，洛阳北部的邙山自东周以来即为传统的墓葬区，入唐以后，洛阳城南平原至龙门一带逐渐成为北邙之外的另一重要墓葬区，曾发现大量各阶层墓葬。作为唐朝皇室大力经营佛事工程之所的龙门，寺院林立，高僧云集，名士荟萃，周边墓葬颇多，中土、域外高僧集塔于此者更不可胜数。

    这处景教墓葬遗迹为何会在佛教僧人和信众的墓地中出现？这里是不是景教徒的集中墓地？这还要从信奉景教的胡人说起。

    去年国庆档热映影片《狄仁杰之神都龙王》，显示神都洛阳的南市附近是热闹的胡人区，这在历史上也是真实存在的。在唐朝，洛阳是胡人云集之处，与南市毗邻的建春门附近，胡人部落曾盛极一时。

    作为当时社会各阶层发愿造像的集中地，这些西域胡人或其后裔与龙门石窟互动频繁，石窟内即有多例石、安、康、曹、史、何等胡姓功德主造像记。这处景教遗迹上，除了十字架，还有一处依稀可辨的“石”字，石姓作为当时西域昭武九姓之一，或许可与此互为映衬。

    4 力证洛阳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助力丝路申遗

    此次景教墓葬遗迹的发现，更加让人振奋的莫过于，其为探讨洛阳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及洛阳在丝绸之路上的地位，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去年1月，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将中国大运河申遗文本以及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将丝绸之路申遗文本一并提交给世界遗产中心，力争在今年将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以及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市则是全国唯一同时承担着丝绸之路和大运河“双申遗”任务的城市。

    西汉张骞首通西域，开通丝绸之路。东汉定都洛阳，班超从洛阳出发平定西域，重开丝路。直至曹魏，洛阳始终是西域商贾僧侣的最终目的地。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洛阳又成为四方的中心和丝路的起点。隋唐时期，东都洛阳仍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景教也随之东传而来。唐代在长安和洛阳并建有波斯寺，后改为大秦寺，说明了大秦景教在唐两京的流行。因此，景教的流布、兴盛，一直都和丝绸之路有着密切的联系，和洛阳的渊源也就顺理成章。

    龙门石窟管委会副主任李随森说，这一唐代景教遗迹进一步印证了洛阳景教遗物的真实性，反映了景教在洛阳流布的历史事实，对研究当时中西文化交流、景教在唐代中国的传播、景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以及当时景教信徒的社会习俗等，弥足珍贵。

    如果说2006年洛阳出土的经幢以实物形式印证了这一事实，那么，龙门石窟这处具有鲜明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景教遗迹，则为东都景教文化的存在提供了更为直接的考古学证据，对我市即将迎接的丝绸之路申遗“大考”，更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