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解放不久，我收到父母辗转从香港寄来的信，父母对我一个人留在北平很不放心，他们觉得既然我已和程应铨有了婚约，我们应尽快结婚，以免他们挂念。我按照父母的意思和程应铨结了婚。

    1951年，我和程应铨有了孩子，渐渐地我陷入家务事中，我感到十分矛盾。我不愿这样生活下去，于是去重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工作。不久我患了肺结核，组织上为了照顾我，1953年，我被调到清华大学工作，被分配在建筑系《中国建筑史》编纂小组绘图，建筑史编纂小组的主任是梁思成。

    梁先生有时来看我画图，他总能指出我的缺点。一次我在图上注字时离屋脊太近了，他看了后说：“注意要拉开一定的距离，否则看上去好像屋脊上落了一排乌鸦。”说到这儿，他淘气地对我眨了一下眼睛。没想到1955年以后我被调到系里做秘书工作，1957年以后又被调去做资料工作，从此离开了喜爱的古建筑专业。

    1958年，程应铨在整风运动中犯了“错误”，在给他作结论时，我才知道他最大的罪状是：批评共产党在城市规划工作上采取关门主义的态度，把一些专家排斥在这一工作之外。虽然我不明白这算是什么罪行，有多么严重，但那时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正确的。

    我不得不考虑这个家庭将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最后我决定离开他，独自喝下这杯苦酒。

    一封求婚信

    1959年竣工的北京十大建筑工程，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豪华的建筑了，作为建筑学的资料室，我认为应当拥有这些新建筑的图片资料，但当时我们系里没有力量进行收集和拍摄工作。我知道北京建筑设计院拍摄了大量新建筑的照片，但是他们不对外提供，我灵机一动去找梁先生帮忙。

    梁先生听我说明来意后，很高兴地给北京建筑设计院沈勃院长写了一封信，并对我说以后有什么事需要他帮忙，尽管去找他。拿到这封信后，我很快就得到了这批图片，还在系里办了十大工程图片展览。

    有一天，我在路上遇到吴良镛先生，他问我能否抽出一点时间帮梁先生整理一下资料。我爽快地答应了，但一直没有抽出时间。过了好几个月，一天，泗妹有事要请教梁先生，她要我陪她前往。在他们谈问题时，我想起吴良镛要我帮梁先生整理资料的事，就问梁先生是否需要我帮忙，没想到他表示非常欢迎。

    于是，每隔一个晚上我就去为梁思成整理一次资料。但是我有点后悔，因为资料并不多，大部分是些信件。有些信需要答复，由他口授，我写简单的回信，有的信要转给有关单位去处理。我感到工作很枯燥，我们交谈不多。过去在梁家是以林徽因为中心的，他自然说话不多，现在他仍然说话不多，但很亲切。渐渐地我和他之间长幼辈的关系淡漠下来，朋友关系渐渐增进了。

    有一天，别人的一封求婚信彻底改变了我和梁思成的关系。

    那是一封外埠的来信，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来信，说她在出席人大会时见到了梁思成，十分仰慕他，并关心他的生活。她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后，便提出要与梁思成结为伴侣。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这么有趣的事，对我来说还是平生头一次遇见。我抓过一张纸写上：

    亲爱的××：

    接君来信激动万分。请速于×日抵京，吾亲往北京站迎接，请君左手握鲜花一束，右手挥动红色手帕，使吾不致认错也。

    ×月×日

    我强忍着笑，轻轻地走到梁先生跟前，一本正经地递上信说：“您看这样回信可以吗？您签个字吧！”

    梁思成接过信开始有点茫然，但立刻就看出是我在恶作剧，等他看完对方的来信后，我们相对大笑起来。

    他后来和我谈起，自从林徽因去世后，有不少人关心他的生活，还有些人要给他找个老伴，但他都没有答应。

    “为什么？”我问。

    （林洙）

    （摘自《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