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徐悲鸿受聘为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全家由上海迁居南京丹凤街中央大学宿舍，居住在一幢两层的旧式楼房里，楼里共住有4家人，徐悲鸿居住4间房子，蒋碧薇的父母也与他们住在一起。由于居室太小，徐悲鸿总到艺术系画室去作画。后在钱昌照等朋友的帮助下，徐悲鸿聚积卖画所得，于1932年在南京付厚岗6号建造了一座带有画室的公馆。

    徐公馆于1932年12月建成，是一座精巧别致的两层小楼，有客厅、餐厅、卧室、画室、浴室、卫生间等，前后还有宽敞的庭院，院内有两棵高大的白杨，四周用篱笆筑成围墙。徐悲鸿搬进新居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一年后国难沉重的严冬，徐悲鸿不忘国耻，居安思危，便将新居取名为“危巢”。但蒋碧薇认为此名不吉利，不久就取消了。蒋碧薇将公馆布置得很典雅，庭院梅竹扶疏，桃柳掩映，令人赏心悦目。可舒适的环境未能给徐悲鸿带来快慰，反使徐悲鸿郁郁寡欢，愁肠百结。

    徐、蒋结婚之后，性情不甚融洽，兴趣差距很大，此时蒋碧薇醉心于应酬享受，徐悲鸿则潜心于授课与绘画艺术。由于事业上没有共同的语言，生活上得不到应有的关爱，徐悲鸿常处于苦闷之中。在他精心任教之时，对女弟子孙多慈的才能颇为欣赏，常常课外点拨，师生感情甚笃，不久两人坠入爱河。徐悲鸿刻一印章曰“大慈大悲”，即暗合二人名字在内。事后为蒋碧薇闻之，她大肆吵闹，孙父对女儿的行为也极力反对，不许悲鸿与其女来往。一时间，许悲鸿与孙多慈的绯闻闹得满城风雨。

    在徐公馆落成之时，孙多慈特购枫树苗百株作为其点缀庭院之用，也为祝贺老师新画室的建成。但此事又被蒋碧薇得知，蒋怒不可遏，嘱咐佣人将树苗尽折之，做柴火之用。悲鸿异常气恼，但慑于夫人之威他忍气吞声，悲痛之余，乃言其室为“无枫堂”，并刻“无枫堂”印章以抒郁愤之情。那一时期他也常画枫树，每幅画必钤上“无枫堂”印章。此后徐蒋两人的关系每况愈下。

    急雨狂风势不禁，

    放舟弃棹迁亭阴。

    剥莲认识中心苦，

    独自沉沉味苦心。

    小诗录以少陵道兄 悲鸿

    这是徐悲鸿在隐痛中写的一首诗，显然不是为好友王少陵写的。王少陵居纽约，一直将徐氏的手写诗悬挂在客室中，知情者一看便知这诗是写给一位心爱的女子的。据王少陵说，徐、孙二人分离多年仍书信不断。当年王少陵从大陆回美国，临行前向徐悲鸿告别，徐悲鸿正在画室内写这首诗，得知王少陵即将回美时，徐悲鸿要画幅画送给他留作纪念，因王少陵要赶飞机，便向徐悲鸿要了这首墨迹未干的诗，徐悲鸿说这是写给孙多慈的。后来孙多慈每次去美国看王少陵时，看到挂在墙上的这首诗都心酸落泪。

    孙多慈后来嫁给了许绍棣，婚后她十分后悔，二人之间从来没有感情，年龄也相差二三十岁，经常发生口角。许绍棣是坚决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堕落文人鲁迅”的党棍文人，在其妻生病期间，许绍棣看上了郁达夫的妻子王映霞，他答应如果王映霞和达夫离婚就会娶她。但王映霞与达夫离婚后，许绍棣又看上了更年轻貌美的孙多慈。孙多慈爱徐悲鸿，但徐悲鸿无法和蒋碧薇离婚，许绍棣的妻子死后，在许绍棣的追求下，孙多慈嫁给了许绍棣。

    婚前孙多慈以为许绍棣是位有学问的人，婚后才知许绍棣实为无知之辈。在传统思想的影响下，孙多慈只有认命，后来便随许绍棣到了台湾。但她一直看不起许绍棣，十分思念徐悲鸿，经常借故从台湾去美国，住在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家里。

    1953年9月，孙多慈去纽约参加一个艺术研讨会，正在画友们见面高兴之时，突然传来徐悲鸿逝世的消息，孙多慈听后就昏厥过去，她清醒后痛苦万分，面色惨白。她一生只爱徐悲鸿，当时表示要为徐悲鸿戴孝3年。后来她果然当着许绍棣的面为徐悲鸿戴了3年孝。由于长期郁悒，孙多慈不久就染上了病，后在美国病逝。

    （俞允尧）

    （摘自《作家文摘 20周年珍藏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