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早，九岁就小学毕业了。爸爸决定，还是让我考中学，而且是考上海的中学，顺便履行他婚前的承诺，把全家搬回上海。

    将一个家从农村搬到上海定居，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爸爸忙得焦头烂额。但他觉得其中最难的，还是我考中学的问题。

    姨妈的态度最明确。她对爸爸说：“乡下那个小学我去看过了。秋雨到了上海应该先补习一年功课，然后找一所容易考的学校试试看。”

    爸爸不太赞成，但他又没有把握，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此急忙写信给安徽的叔叔，要他到上海来与我谈谈，如果今年我有希望考一个好点儿的中学，就让他对我做一些临时的辅导。

    叔叔很快就来了。他穿得非常整齐，一见面他双眉微蹙，嘴却笑着，说：“现在辅导已经来不及了，还不如陪你熟悉熟悉上海。”

    他本来想带着我去看外滩，但不知怎么脚一拐，走进了他每次来上海时必去的福州路旧书店。

    我第一次看到天下竟有那么多书，一排排地垒成了“高墙”。

    叔叔带着我在一排排书架间转悠。他不断地从书架上取下一本本书，放在我手上，给我介绍几句。我匆匆翻一下书，傻傻地问几句，又把书交给他，他随手放回书架上。开始时我问得有点害羞，后来胆子大了一点儿，问了不少问题。叔叔对每个问题的回答总是又短又快。

    这天回家后叔叔对爸爸说：“他用不着补习了，今年就可以报考，找一个好一点的中学。”

    我是以高分考上中学的，这让爸爸、妈妈大吃一惊。

    对我来说，这所中学里的每一个细节都不可思议。学校里有花岗岩台阶，大理石地面，雕花柚木楼梯，紫铜卷花窗架，窗外是喷泉荷花池。我怯生生地走进去，脚步很轻很轻。但是，我从来不在家里说学校里的事情。

    有一天，爸爸问我：“你们学校里发生了什么事？阿坚好几天不太理我了。”

    原来，爸爸的老同学、老同事吴阿坚的儿子吴杰，与我一起考上了中学。爸爸觉得，阿坚没有别的原因突然不理他，除非是两个孩子在学校里发生了矛盾。

    我想了想说：“可能是学校重新分班的事吧，昨天我在校门口见到吴杰，他也对我爱理不理的。”

    “什么重新分班？”爸爸问。

    “一个年级的十二个班，全部按照成绩重新分配。我分在一班，吴杰分在九班。”我说。

    爸爸认为，这样分班是错误的，既会伤害学生的自尊，又会制造学生的嫉妒和对立。因此，他立即骑上脚踏车去了我们学校。

    一个小时后他就回来了，乐呵呵的。原来学校的教导主任接待了他，说他的意见是对的，会改过来。更让爸爸高兴的是，他终于知道了我的学习情况。

    他当着我的面对祖母和妈妈说：“我今天进校门后看到，左边墙上贴着最新语文成绩排序，右边墙上贴着最新数学成绩排序，两边头一个名字是相同的。”他又转过头来对我说：“听你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说，你还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上海北片数学竞赛第七名？”

    妈妈笑着说：“这我就放心了。我原来担心他在乡下天天给人家写信、记账会影响学习。现在才知道，写信锻炼了他的作文，记账锻炼了他的数学。”

    爸爸突然想起了什么，对我说：“你应该主动帮帮吴杰，尽量把你们的差距缩小。”

    “不，不。”祖母连声否定，“不要主动去帮吴杰。他们父子现在头痛的不是功课，是面子。让秋雨去帮吴杰，他们更没有面子了。再说，我也不希望秋雨把心思放在别人高兴不高兴上。”

    这就是祖母，无与伦比的祖母。

    我一直认为，我毕生的人生课程，主要完成于家办的“私学”，我拥有两位最称职的女教师：祖母、妈妈。

    （摘自《吾家小史》 作者 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