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跟朋友杨长勋和齐华在上海静安区图书馆楼下的一间空房里聊天。这个图书馆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几乎天天晚上要来的，一切都很熟悉，只是觉得它变小了。已是傍晚时分，读者们正在陆续离开。

    突然，有一位年轻的女读者走到我跟前停下，看了我一眼，低下头说：“余先生，上海那个人写了一篇不好的文章冒犯你，我向你道歉。”

    “什么文章？”我问。

    “说有一个妓女在读你的《文化苦旅》。”她声音很低，快速说完后转身就走了。

    她相当俏丽，很有风韵，把我们三个人的目光都吸引住了。我们看着亭亭玉立的她行进在修剪得很好的灌木之间，又消失在图书馆门口。

    “文章又不是她写的，她为什么要道歉？”我问。

    “有三种可能。”杨长勋说，“第一种可能，她是那个作者的家人或朋友；第二种可能，她只是你的读者，觉得你是因为受读者欢迎才受攻击的；至于第三种可能，就不好说了……”

    “说！”我命令他。

    “第三种可能，她就是那个妓女。”杨长勋说，“这种可能最大。”

    我回想刚才她低头低声、快速离去的样子，也觉得有这个可能，就说：“那她就很高尚。我们谁也不认识她，她也不必道歉，但她道歉了！齐华，你说呢？”

    我转身看齐华，发现他还呆呆地看着图书馆的大门。“太像了。”他喃喃地说。

    我看着他，立即明白了。刚才我看这个女青年的时候也觉得有些眼熟，不错，她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姜沙，只是小了一代。

    “像谁？”杨长勋问我。

    “一时说不明白，”我说，“以后慢慢再给你说吧。”

    “有一个妓女在读《文化苦旅》”，这句话如果是事实，也不至于掀起对《文化苦旅》和作者的声讨吧？但在上海，这种声讨快速形成，并推向全国。

    按照“文革”大批判的逻辑，《文化苦旅》转眼上升为“妓女读的书”。我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说他们受了污辱，强烈要求我通过官司来为他们讨个“清白”。但我知道，这事打不得官司。难道要法院证明没有妓女读过这本书？我可以肯定，如果要追问那个写文章的上海人：是哪一个妓女？他一定不会说；再问：是否认识那个妓女？关系如何？他也不会说。

    谢晋导演气鼓鼓地找到我，大声为我辩护，说中外历史上很多妓女的人品、文品都很高，为此，他还要拍电影来表现她们。我很感谢这位大导演，但也明白他的辩护思路错了。

    这件事情的特殊意义，是突然唤醒了上海街市间曾经忙碌了一百多年的小报文痞、情色讼笔。那个被我绝交的“左派”编剧更是兴奋，觉得终于等到了给我“写回信”的机会。他十分内行地分析，妓女的手提包里一定放有口红，既然口红和《文化苦旅》联系在了一起，它也就成了“文化口红”。从此，很长时间，批判“文化口红”成了他的主业之一。

    当时的上海文坛，除了谢晋导演继续气鼓鼓地毫无办法，百岁老人巴金躺在病榻上也遭受到报刊的辱骂，而他还在听人朗读我的书，我的那些“文化口红”。黄佐临先生则给我留下了“让他们骂去”的遗言，告别了人世。再也没有人理会这些过时的人，大家热衷关注的，还是妓女、口红，口红、妓女……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欢快。

    事情看来不大，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我看了一阵，得出一个结论：上海，真的必须离开了。

    （摘自《吾家小史》 作者 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