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底已经审核回来，今日打电话问，说是在省厅等处长审批，那还要多久？”

    “处长还没回来。”

    “处长在休假。”

    “处长出差了。慢慢等。”

    这是网络贴吧中的一句问话与三个回复。记者无从知道这是哪家公司、何种审批；有一点却很清楚，这位处长确实了不得，“省厅”批不批，就攥在他手里。

    两会内外，网上网下，不止一人感慨：要想经营好企业，首先要“经营”好部门；“经营”好部门，必先“经营”好处长。不少人把这种“经营”归纳为“处长经济”“科长经济”现象。

    在“休闲经济”“网络经济”“服务经济”新词频出的今天，“处长经济”“科长经济”算哪门子经济？跨过这道坎儿究竟有多难？

    1 一个新能源项目审批三年终流产

    在两会上，一位来自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全国人大代表讲了一个故事，他所在的企业三年前准备上一个利用农作物秸秆生产燃料乙醇的项目，而三年多时间项目一直没有审批下来。

    据这位代表介绍，企业的生产线都试运行成功了，但是没有批文，还不能生产，为了避免闲置，只能改生产别的产品。准备了三年多，投入了四五亿元的项目，“说废掉就废掉了”。企业每年10万吨的秸秆废渣，只能烧掉，能再利用的资源也利用不了。

    安徽省一家房地产公司负责人丁明安还遇到了科长作梗的事。企业在开发一个楼盘的过程中，楼盘所在县区的一个科级单位领导不兑现相关承诺，原本没有问题的房屋预售等常规手续，一直无法办下来，最后公司不得不借高利贷勉强维持，债台高筑，几近破产。

    一位来自全国知名企业的代表对记者说，一个处长、一个科长就导致一个项目拖很长时间，或者拖黄了的事太多了。“我不能讲，因为我得为有上万名职工的企业考虑。这方面应该去调查倒闭的企业，他们不怕说。”

    2 厅级干部有时得请处长们吃饭

    在去年全国两会上，来自北京的程京代表就曾讲过企业研发的新产品审批被拖延的事件。他曾激动地表示，审批遥遥无期，可能就卡在一个处长手里，“难道还要我们去给他送礼”。

    今年两会上，记者再次见到了程京。他坦言，有的项目在过处长、科长这道坎儿时，还有些困难。“有一次，我们跟政府谈补贴支持企业的‘新生儿出生缺陷筛查’技术，一位管钱的处长称，‘都好，但是没钱’。幸好当地一把手指定了两个市领导和一个副秘书长来抓这个事。副秘书长认为，这个事不是讨论有没有钱的问题，关键是怎么干，必须做。这样一来，那个处长才说好吧，不再谈钱了。”程京说。

    个别处长们有时像拦路虎，让一些级别比他们高的干部都有所忌惮。全国人大代表中一位来自西部的厅级干部说：“过去，我有时也会为一些项目请这些有行政审批权的处长们吃饭，送点土特产搞好关系，很无奈。”

    有的代表指出，从组织结构看，是上级领导下级。但从权力具体运行机制来说，有时竟然出现处长主导厅长，从而造成政策执行在输出端梗阻或变形，使好政策打了折扣。

    3 县官不如“现管” 官大不如“管大”

    傅企平代表说，县城的小科长其实就是省里处长的翻版。“处长经济”和“科长经济”现象都有共性，那就是职位虽小，但处于权力运行的关键位置——虽不拍板，但具体经办；虽不是一把手，但一把手的所有指令都得靠他们执行；虽没有进入决策核心层，但在材料审核等方面绝对是“人微”而“言重”。

    “对有的处长、科长来说，吃拿卡要这一套他们运用得非常娴熟，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八项规定’出台前流行送土特产，这些土特产大多数送给了科长、处长们。此外，节假日带着七大姑八大姨到企业所在地，免费旅游、免费吃喝等都很常见。”一位来自农村的全国人大代表说。

    戴天荣代表说，都说“县官不如‘现管’，官大不如‘管大’”，“处长经济”“科长经济”，表面上是“人情经济”，实质上是制度不够完善导致的“权力经济”。从这点来说，我们坚决进行行政审批改革，并且已经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4 监管“关键人” 不能“挂空挡”

    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认为，肃风反腐正驶上高速路，在打“老虎”的同时，千万不能忽略了“苍蝇”。要落实中央精神，对这些权力终端末梢“关键人”监管不能“挂空挡”。

    不少人认为，有的部门虽然权力很大，实际上却分解、掌握在几个关键处室中，具体又落到了几个“关键人”手里，体制的漏洞需要尽快填补。

    面对当前权力下放的问题，重庆市巫山县委书记何平代表认为，重大项目的立项也不能简单地一放了之，不但要大力发展中介组织，还要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机构，不能再只是行政系统内部的“让谁上谁就上”。

    有的代表建议，权力就像一匹烈马，下放后，基层能不能驾驭得好，必须权能匹配、权责一致、权属清晰，不能产生新的权力寻租。“肃风反腐的阳光必须照到这些容易被忽视的角落，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有没有负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