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热播剧《北平无战事》演绎了中共地下党员和国民党特务间针尖对麦芒般的斗争，正如剧中台词：“一个新的中国就要到来了，我们不能只是在等着她的到来，也不能只是在迎接她的到来。新中国的到来，是需要许许多多的人做出无私的贡献和牺牲的。”

    我们从一本《洛郊文史资料》中看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原洛阳县东北乡一批中共地下党员，在看不见硝烟的战场上，通过建立地下交通站与敌特斗争、机智求生。

    ■ 编者按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洛阳有一个中共地下交通站。我们推出《洛阳1945：一个中共地下交通站的生存与战斗》，透过交通站负责人郭坤留下的一段记录，为您讲述在那段岁月里，这个地下交通站有过的精彩与惊心。

    1 派出精干力量到学校，播撒革命种子

    原洛阳县东北乡，在1948年4月洛阳解放、共产党建立政权后称平乐区，区域划分上为洛阳县城东至原偃师县西界约17公里，洛河以北至原孟津县南界约13公里。

    在东北乡，有一所名叫平乐高小的学校，是东北乡的文化中心。1931年至1932年，共产党员王定一、李建人、郭春备等人被上级陆续派往该校，从事抗日救国、团结御侮等方面宣传，揭露蒋介石不积极抗日，实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

    在这些派驻学校的共产党人指导下，平乐高小师生提高了爱国觉悟。为让更多人受到启迪，加入抗日救亡队伍，王定一、李建人等人和平乐高小一批进步师生，上街下乡开展宣传抗日救亡的活动。

    尽管活动宣传的范围有限，但革命的种子逐渐在平乐高小师生中生根发芽。这里不少学生毕业后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为此后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输送了大批力量。

    2 隐藏身份发展党员，悄悄建地下交通站

    1935年前后，家在洛阳东北乡、曾就读平乐高小的王义，毕业后学简易师范一年。1937年秋，王义奔赴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年毕业，其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正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这年冬天，王义受上级指派，随同另两名四川籍的同志吕以则、李荣清，穿着八路军灰色棉军装回到尚处于国民党统治的洛阳，前往位于老城区贴廓巷公开设置的八路军办事处。

    王义一行仨人原打算在八路军办事处开展工作，但几经考虑，他们还是觉得公开工作欠妥，一来，洛阳是国民党统治中心，这里有国民党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二来，虽然国共正处于合作时期，但长远来看这种关系并不会持久，存在双方关系破裂后给我党在洛阳开展的工作、成果造成巨大损失的隐患。之后，吕以则、李荣清因工作需要调回四川开展工作，王义和组织接头后，作为三区区委负责人，继续留在洛阳从事地下工作。

    为帮助王义开展地下工作，1939年，党组织有意派王义的老乡，洛阳东北乡翟泉村（现孟津县平乐镇）籍的王縻（mí）吾到洛阳。回洛前，王縻吾在陕北边区安吴堡青年训练班学习，这个训练班主要对进步骨干青年进行抗战军事知识和马列基础知识的训练。

    为隐藏身份，王縻吾回到老家翟泉村，在翟泉村学校教书。王义则通过熟人介绍，前往朱家寨学校教书。其间，俩人发展、介绍了思想进步的郭坤、朱吉甫加入中国共产党，郭坤当时在平乐中华小学教书。而后，在竹园村（现白马寺镇辖区）郭坤的家里，王义、王縻吾、朱吉甫等数名党员，召开会议宣布成立党组织，并建立了地下交通站。

    此后，郭坤的家就成了中共地下党员在洛阳东北乡的地下交通站，党员们在这里定期开会学习、研究工作。

    3 赢得国民党驻军人心，纠学校不正之风

    地下交通站建成后，中共地下党员以一些学校为发展点，经常前往尤村学校、平乐完小、游王庄完小等学校，宣传和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抗日救亡等方面工作，其间，还获得国民党驻军邀请。

    1939年7月7日，在平乐村举行抗日两周年纪念大会。郭坤所在的平乐中华小学组织宣传队，通过唱抗战歌曲、演抗日戏剧等多种形式，赢得了群众的好评。事后，国民党驻军一个团邀请平乐中华小学的宣传队到部队，教官兵们唱抗日歌曲，激发他们抗日救亡的热情。

    1940年春，郭坤介绍朱吉甫到平乐中华小学教书，俩人后来发现，学校的校长是个顽固分子，在教职工中做事独断专行、不民主也就算了，还对学生实行严酷体罚，甚至连学生买书的钱都要贪污。

    郭坤、朱吉甫就在师生中开展了一场反贪污、反不民主的斗争，最终，不但让校长退还了贪污的书钱，还纠正了学校严酷体罚学生的风气，学生们也从中意识到推行民主所能带来的改变。

    4 国民党“翻脸”搞迫害，交通站负责人险遭不测

    二次国共合作好景不长。1941年，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中共地下党员苦心在平乐完小、平乐织布厂等经营建立的一批党组织被破坏，大量党员遭国民党特务逮捕，损失惨重。

    为尽可能降低损失，洛阳东北乡的中共地下党员人遵照上级指示，多从原岗位被调离、分散，转移至相对安全的环境里，地下党员接头、活动的方式变为单线联系，不召开会议，不发生横的关系，彼此不该知道的事，不问不说。

    郭坤作为长期潜伏的地下党员仍留原处，承担起地下交通站工作，主要负责接待、迎送那些通过地下交通站过往的同志。

    尽管郭坤用教书的身份隐藏自己，但国民党特务还是“嗅”到了他，地下交通站也险遭毁灭性破坏。

    1941年冬的一天上午，郭坤正在寺里碑小学教书。国民党县政府派特务前往平乐乡公所，调阅户口册，准备抓捕名叫郭坤的人。特务们查到了平乐村一些叫郭坤的人，先把一家棉花行一个叫郭坤的学徒带到县政府，又从一家饭店里一个名叫郭坤的学徒下手……但始终未能抓到想要的郭坤。

    地下交通站负责人郭坤逃过一劫，他曾在书中说道：“这说明敌人是愚蠢的，没有了解真实情况，草草从事，草率结束。”原来，1931年至1935年，郭坤在平乐完小和中学读书时叫郭坤，1936年，他走入社会后叫郭丁廉。

    尽管郭坤幸运地躲过特务的追查，但是党组织对他个人安全不放心，指示他彻底隐蔽起来。

    1942年起，郭坤离开学校，有时外出跑生意，有时挑个担子游乡卖书、卖文具，出没无常以更好掩护自己身份……保护着这个地下交通站，继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