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敢说宋朝的衙内“走车马伤杀人”不可能受到有司偏袒，不过，许多事例表明，宋朝衙内如果触犯了法律，他们的爹也未必罩得住。

宋人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司马光的话来说：“有罪则刑之，虽贵为公卿，亲若兄弟，近在耳目之前，皆不可宽假。”

北宋时，“长安多仕族子弟，恃萌纵横”，他们少不了要干些闹市“飙马”“飙车”的事儿，其中有个李姓衙内尤其霸道，其父乃知永兴军（相当于长安市市长）陈尧咨的旧交。不过，陈尧咨赴永兴军上任之后，立即严惩了这帮“官二代”，包括他旧交的儿子李衙内。

南宋时，监察御史黄用和的族人“纵恶马踏人”，黄用和也严惩了犯事的族人，并“斩其马足以谢所伤”，以弥补受害者受到的伤害。

我再来说个故事。宋孝宗淳熙年间，朱熹知南康军，当地有个衙内，“跃马于市”，踏伤一小儿，伤势严重，“将死”。朱熹立即命令吏人将肇事者送入监狱，等候审判。次日一大早，朱熹便交代具体负责审理这起肇事案的“知录事参军”（法官）：“栲（kǎo）治如法。”按照法律，无故于闹市内“走车马”者，先打五十板子再说。

到了晚上，知录事参军过来禀报：“早上所喻，已栲治如法。”朱熹不大相信，亲自到监狱中查验，却见那肇事者“冠屦俨然”，哪里像被“栲治”过的样子？原来肇事者已买通吏人，“栲治”只是做做样子而已。朱熹大怒，立即将吏人与肇事者一同提审。第二天，吏人被“杖脊”，并开除公职。

这时，有一个朋友登门拜访，对朱熹说：“此乃人家子弟，何苦辱之？”意思是说，那纵马伤人的肇事者是个“官二代”，你老人家何不高抬贵手，放他一马？

朱熹可不买账，说道：“人命所系，岂可宽弛！若云子弟得跃马踏人，则后日将有甚于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职也。纵而不问，其可得耶！”

后来，那名肇事的“官二代”受到什么处罚，朱熹没有细说，只说“遂痛责之”。若依宋朝法律，他受到的刑罚，将视那名被马踏到的小儿的伤势而定，但那名小儿最后有没有不治身亡，朱熹也没有交代清楚。因为记录这件事的是朱熹的个人谈话录，而不是司法档案，所以许多细节语焉不详。

假如那名小儿伤重不治而亡，肇事者将按“斗殴致人死亡”之罪减一等处罚，即判处流刑——流三千里。宋朝在执行刑罚（死刑除外）时又实行“折杖法”，流三千里可折成杖刑——脊杖二十，再配役一年。

尽管故事的细节已不可考，不过，当我们讨论“官二代”或“富二代”的“飙车”现象时，上述朱熹的话无疑是值得记住的：“人命所系，岂可宽弛！若云子弟得跃马踏人，则后日将有甚于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职也。纵而不问，其可得耶！”

小说《水浒传》中有一个关于权势之家强占民宅的故事：宋徽宗年间，高唐州知州高廉的妻舅殷天赐，相中了当地大户人家柴皇城的后花园，便带了二三十名打手，跑到柴家，叫柴皇城三日之内搬出去，将柴宅让出来，否则，带到官府问罪。

柴皇城与他理论，却被一帮打手“推搡殴打”了一番，因此“一卧不起，饮食不吃，服药无效，眼见得上天远、入地近”。柴老头膝下无子嗣，只好叫人快马加鞭前往沧州柴家庄，将他的侄儿叫来商量对策。他这侄儿，便是“小旋风”柴进。恰好当时“黑旋风”李逵就在柴家庄中闲住，于是也随了柴进前往高唐州。

到了柴皇城家，在如何对付殷天赐仗势欺人、强占民宅这件事上，“小旋风”与“黑旋风”发生了分歧——

贵族出身的柴进主张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即使在高唐州和殷天赐理论不得，还可以告到京师去，知州高廉算什么大官？“京师也有大似他的”。

江湖莽夫李逵则不相信宋朝的“条例”能够主持正义，提出用他的“斧头”讨回公道：“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那厮若还去告，和那鸟官一起砍了！”

（摘自《生活在宋朝》 吴钩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