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峰 摄

　　我读过现代散文家钟敬文先生的《岁尾年头随笔》，文中他这样诠释了文人的年节情结：大自然本身并没有什么年岁的区分，它不过遵循着一种法则在不息地运行。人类本着自己的生活需要和认识能力，给予它以一定的段落标志，既然有了这种标志，它就要和人们的生活、思想、感情发生许多关涉。而文人是敏感的，对于一年末夜这个重要标志，不免有他的一番感慨，因而形成对“一年将尽夜”的长歌短咏。这和到了春天，草木要发叶开花一样自然……对于文人的旧时过年的情怀，只有文人才是理解和相通的。

　　的确如此，过年，不止是一个岁时节日，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些善感多情的文人墨客，每至此常常激发起对时间之河流逝的留恋，对新旧交替、万象更新的欣喜，对旧生命死去、新生命开始的感悟，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想一下，自古至今，无论过年的感受怎样，中国文人当中不去描写过年的醉人情景、抒发年节的浓浓情怀的恐怕不多，这似乎已成了文人的一种集体文化意识。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宋代王安石的这首七言绝句，恐怕大人小孩都耳熟能详；翻阅《红楼梦》，曹雪芹对过年情景的描摹让人身临其境；我们在中学读过的鲁迅笔下的过年，让人记忆犹新……可以说，在中国的传统年节文化中，文人与年节的这种精神文化的联系，是一道独特、美丽的文化风景。

　　但，虽然岁到佳节，人逢其盛，由于人的际遇不同，过年时所带来的心态、感受也是不同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值跋涉途中过年，客居之感、劳顿之苦、漂浮之累、寂寞之切、思乡之痛、还乡之愿、团圆之盼……一起涌上心头，于是他在《客中守岁诗》中云：“守岁樽无酒，思乡泪满巾。始知为客苦，不及在家贫。”

　　据说，“苦吟”诗人贾岛过年方式与别人很不同，每至除夕守岁之时，他便把一年来所作之诗放在案几之上，祭以酒肉，焚以香火，口念“此吾终年苦心”之语，作为对一年劳作的总结。这种非常个人化的拜年方式，表达的是对年节和诗艺同样的敬畏之心。

　　其实，文人更看重的还是年节本身，是年味、年俗、年文化，它们在他们的文化心理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现代文人中，鲁迅的《送灶日漫笔》、丰子恺的《过年》、钟敬文的《岁尾年头随笔》等，都写了自己的故乡从腊月开始办年酒、做年糕、烧祭品、祭年菩萨、拜祖宗、买年画春联神像、接财神等等过年中的繁华气象。

　　这些年味十足的年俗文化，是文人的怀旧，也是他们对传统的认同，这种精神认同是他们文化的根。这让人羡慕过去年味浓烈、醇厚的同时，也让人感叹今天民族年节的逐渐式微，逐渐边缘化。

　　冯骥才先生为此忧心忡忡，他曾在《津门谈年俗文化》中说，“年味是文化的丰美”，“如果文化消失了，民族也就没了”。

　　这些年味十足的年俗文化，是文人的怀旧，也是他们对传统的认同，这种精神认同是他们文化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