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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边境大逃亡事件揭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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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2 月 4 日 星期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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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边境大逃亡事件揭秘
  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是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少数民族将领,并双双获得了一级解放勋章。两位都是俄罗斯族人。前者新中国成立前任新疆三区革命民族军副司令员,后者在民族军里也是军级干部。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军并入解放军新疆军区序列,二者均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军区副参谋长,行政八级。上世纪60年代初新疆民族分裂势力抬头时,他们于1962年鼓动不明真相的6万余名少数民族军官和边境老百姓,一起越境逃往前苏联,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新疆边境大逃亡”事件。以下是关于这次事件的来龙去脉:

  “克格勃”分子的渗透阴谋

  1962年4月初的一天,天刚蒙蒙亮,乌鲁木齐军区大院里一片静寂,正在值班室值班的军区保卫部保卫科长岳耀礼,听到办公大楼外边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他跑出门去,见大门口停了一辆吉普车。

  “一大早这是上哪儿去?”他问司机。“这是祖龙泰耶夫副参谋长要的车,到伊犁去有紧急任务。”司机说。

  正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祖龙泰耶夫手提皮箱,匆匆从办公楼里走了出来。岳科长忙迎了上去:“首长,您一个人到伊犁去?要不要派个警卫?”

  “那就不必了!”祖龙泰耶夫冷冷地说。

  汽车加大油门,驶出了军区大院,岳科长望着汽车背影陷入了沉思。

  祖龙泰耶夫,俄罗斯族人,中等个,高鼻方脸,一头金黄的鬈发,脸上总是红光满面。他双肩上的少将军衔闪闪发光,情绪显得焦躁不安。

  1944年9月,新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三个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武装暴动,上述三个地区被完全占领,并成立了新疆民族军,史称“三区革命”。祖龙泰耶夫是早期的民族军成员。

  1949年8月,党中央邀请民族军总司令依斯哈克伯克,第一副司令达里力汗、苏克尔巴也夫等人参加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他们8月22日乘飞机经苏联去北平,途中飞机失事,不幸全部遇难。1949年12月,民族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军,祖龙泰耶夫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

  这时,公路上有一辆吉普车迎面驶来,祖龙泰耶夫看清了是一辆军车,他命令司机停车,此时对面那辆军车也停了下来。祖龙泰耶夫跳下车朝那辆车走了过去,从对面车上下来的是伊犁军分区司令员马尔国夫,少将军衔,也是俄罗斯族人。

  两人先是握手,又紧紧拥抱在一起……

  “司令,我们今天到哪儿去?”

  “去裕民县,我已经和苏侨协会说好了。”两辆吉普车,一前一后朝裕民县驶去。

  汽车驶进了一个村子。“边防军首长来了!”人们从家里跑了出来,有人弹起了六弦琴,有人拉响了“巴扬”。

  “大家跳吧、唱吧,尽情地欢乐吧!”祖龙泰耶夫高喊着跳起了俄罗斯骑兵舞……

  舞会结束了,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并没有想离去的意思,他俩从汽车里拿出了白酒和羊肉,牧人们又一次欢呼起来,因为酒在当时可是难以看到的好东西。牧民们从家里拿来了仅有的烤饼和奶酪,大家围坐在一起,边喝酒,边拉家常,说来说去,说得最多的还是想吃饱肚子。

  祖龙泰耶夫见时机到了,便向马尔国夫使了个眼色。

  马尔国夫站起来向人群扫了一眼,没有发现党政机关的干部,便低声说道:“大家不是想吃饱饭吗?我倒是有个办法……”“什么办法、什么办法……快说呀……”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说什么的都有。“现在只有一条路,上苏联去!”人群一下子炸了窝,有人说:“上苏联,那不是叛国吗?”“怕什么,中国是社会主义,人家苏联不也是社会主义,人家还是老大哥呢!”

  “别的倒不怕,就怕人家不要咱!”祖龙泰耶夫一本正经地说:“谁愿意到苏联去,可以到苏侨协会去领侨民证,有了苏侨证就是苏联公民了,上苏联去就是合法的了。”于是,人群一哄而散,去领苏侨证。

  就这样他们两人以深入牧区为名,走村串户做了大量的煽动工作,加之一大批“克格勃”分子,又以探亲访友、贸易谈判为由渗入中国境内,大肆活动,便秘密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阴谋。

  震惊世界的中国新疆六万人大逃亡

  1962年4月22日,“伊塔反革命暴乱事件”几乎在没有任何先兆、猝不及防的情况下突然爆发了。

  离伊宁市不远的霍尔果斯口岸,是中苏边境一条重要的开放通道。霍尔果斯山口的下面是一条峡谷,在多雨的季节里,它就变成了一条波涛翻滚的河,在两个山口之间,有一座水泥桥,桥的中央有一个红点,这是中苏两国的分界点,北方为苏联,南方为中国。在中苏关系恶化之前,霍尔果斯口岸有定时的中苏国际公共汽车对开。1960年之后,在中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双方对开的公共汽车明显地减少了。

  4月22日凌晨,数十名拎着行李、拖儿带女的边民,来到霍尔果斯口岸,要求乘坐国际公共汽车到苏联去。一名边防检查站的值班人员说:“今天没有去苏联的公共汽车。”

  他的话音未落,立刻招来一片叫骂声,值班人员和边防战士无论如何劝说都无济于事。这时,要求过境的已经达到数百人,可是公路上仍有人流源源不断地涌来,这些人的手里拿着清一色的苏侨证,嘴里喊着:“我们要回老家去!我们要去苏联!”“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证件?”当边防检查人员正在查询证件时,又有数千人赶到了霍尔果斯,口号声、叫骂声、争吵声响成一片……

  值班人员急中生智提出马上打电话,请求州委派车,过了一会儿电话打通了,州委有关领导的答复是,等研究研究再说吧。可见包括州委领导在内也没有估计到事态的严重性。

  当边民们听到州委领导的意见后,有人煽动:“走呀,找那些汉人头头要车去!”一股人流又掉头向伊宁市涌去。就在州委领导接到霍尔果斯边防站紧急电话几分钟之后,伊犁州委也出现了不寻常的情况,一切都是事先策划好了的。伊宁市斯大林大街,北面是伊犁军分区,其对面是区党委,东面一拐是州委,三个单位离得都不太远。

  早上9点多钟,斯大林大街上车来人往,秩序井然,路口的民警在指挥交通,商店与往常一样正常营业。这时,从大街上走来一伙年轻人,他们手持木棍、扁担,一边走一边高喊着:“打死汉人,打死汉人!”他们对马路两边行走的汉族群众棍棒相加,拳打脚踢,边打边朝州委大院冲了过来。门口站岗的警卫战士,正欲上前阻拦,却被冲在前面的几个人,用棍子打倒了,于是人群一窝蜂地拥进了州委大院。

  棍棒、砖头、石块冰雹般地飞来,砸烂了岗楼,砸破了传达室的门窗,州委的干部正准备坐吉普车外出办事,车刚开出几步远,就被挡住了,车被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住了,有人喊了一声:“砸!”顿时车窗全被砸碎了,受伤的州委干部在车里还没有爬出来,小车已经被掀翻了,又有人用汉语高喊着:“烧车,烧……” 汽车的油箱被砸漏了,汽油流了出来,有人划着了火……在这紧要关头,警卫战士和其他州委干部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救出了车里的同志。汽车被烧着了,火光熊熊,浓烟滚滚……

  这时,冲进州委大院的至少有两三千人,不少人手里还举着土枪和火铳,冲着州委办公大楼“砰……砰……”开了火,打得门窗冒出一股股白烟。

  州委办公大楼是一幢土黄色哥特式建筑,一共有四层,楼内100多名干部,用桌椅将门顶住,边守边退,当一层失守时,一部分干部从后院撤到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大院内,一部分干部撤到楼顶,继续坚守。 闹事的人群抢了档案和秘密文件,砸烂了办公室。州委干部守在办公楼的平台上,下面攻了几次也没能攻上来,双方僵持住了。

  几个小时之后,闹事的人群包围了离州委不远的区党委,人群中有人高呼反动口号,煽动群众打砸抢。当时,乌鲁木齐军区副政委曹达诺夫,带领工作组正在伊犁检查工作,听到消息后便从军分区赶到区党委。曹达诺夫不顾个人安危,只身站到院门口的高台上,大声劝说:“大家不要受坏人的挑拨,冲击党政机关是违法的,有要求可以按级反映,不要……”

  “不要听他的,他和汉人一样是共产党!”“打啊,冲啊,打死这些汉人!”在一阵喊叫声中,人群又朝大门冲来,曹达诺夫和区党委的干部们被迫退到了办公楼前,人群扒倒了铁栅栏墙冲到了院子里。

  这时伊犁军分区警卫连战士赶到了,战士们挎着枪站成一排人墙,挡住了冲击的人群。仅仅过了几分钟,人群又冲了上来,警卫连开始后退。与此同时,新疆自治区政府和乌鲁木齐军区,都接到了来自塔城、阿尔泰、博尔塔拉、伊犁的紧急电话和电报,当地政府和军营都遭到了冲击和包围,要求马上派部队支援,但是上级的答复是没有部队,各地要依靠自己的力量防止事态扩大。

  霍尔果斯山口,人群越围越多,不少人开始围攻守桥的边防战士,一帮人拉倒了旗杆,扯碎了五星红旗,冲上了霍尔果斯桥头……这时,苏联境内从阿拉木图方向开来了一长溜汽车,有客车也有卡车……有人喊了一声:“这是来接我们回老家的,想去苏联的冲过桥去。” 人群几乎是疯狂地朝桥头挤去……

  “砰……砰……”边防战士开始朝天鸣枪,但很快枪被夺走了,战士被挤倒了,人群从边防战士的身上踏了过去,如同一股浊水流入了苏联境内。

  在州委办公大楼上,州委干部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冲出包围,他们用仅有的几支枪向楼下还击,有人被打伤了,围攻的人害怕了,开始动摇了,稀稀拉拉地溃退了……州委干部趁机冲了出来。在区党委大院里,围攻的人群还没有任何要撤退的迹象,他们已经冲到了大楼前面。警卫连连长在路中央画了一道线,郑重宣布:“谁越过了这条线,我就下令开枪!”“他小子不敢开枪!”人群前呼后拥,一下子冲过了白线,连长咬了咬牙,一摆手,战士们一齐朝天鸣枪……人们愣了一下,接着又冲了上来,战士们开始朝地上射击,人们还在往前冲,子弹打到了前面一排人的腿上,有十几个人倒下了,“开枪了!开枪了……”人群开始散去。

  天渐渐黑了下来,通向苏联各个口岸的公路上,响起了嘈杂的喊叫声和汽车、拖拉机的轰鸣声,到处是黑压压的人群,人们赶着牛羊,坐着“二牛抬杠”的大木轮车,朝着一个方向滚滚而去……

  有白天过境的人,又跑了回来,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消息:“那边边境上已经摆满了奶油面包,牛奶香肠有的是,不要钱,随便吃,随便拿!全是共产主义!”“房子和帐篷也都搭好了,想住多少,就住多少……”

  从阿尔泰、塔城、博尔塔拉到伊犁四个地区、二十几个县,在3000多公里的中苏边境上,几个重要的边境口岸,滚滚的人流如潮水般涌动了三天三夜,白天苏联当局用巨大的广播声指示方向,夜间则打开探照灯,一道道光柱射入中国境内几公里远,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共有边民67000余人逃到了苏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国际间边民外逃事件,也是中苏边境由局部紧张转入全线激烈冲突的导火索。

  毛泽东说:“我不相信那边就是天堂”

  4月的北京已是春暖花开,但丰泽园里却看不到五颜六色的花草,洁净的通道两边松柏树郁郁葱葱,因毛泽东在刚住进丰泽园的时候不准在他的住处摆放鲜花,工作人员就只好种树种菜。

  毛泽东坐在菊香书屋的沙发上,慢慢地吸着烟,对面的沙发上并排坐着刘思齐和杨茂之,他们2月刚刚结婚,杨茂之从苏联留学回来,在空军学院当教员。

  “思齐、茂之,看到你们结婚,我就放心了,思齐的身体不好,茂之你要多照顾她。”

  “是、是。”忠厚老实的杨茂之连连点头。

  这时卫士小田走了进来:“主席,总理来了。”“快叫总理到这边来。”

  周恩来手里拿着一份文件走了进来:“主席,我这一来又打扰你们了。”刘思齐和杨茂之站起来,“爸,我们走了”。毛泽东点了点头:“小田,你送送他们。”周恩来又叮嘱了一句:“有时间,你们可要多来看看!”两人点点头,随卫士小田走出门去。

  周恩来打开一份电报:“这是刚收到的新疆军区的电报,伊犁和塔城地区的几万边民,围攻了党政机关之后,跑到苏联去了。”“哦……”毛泽东沉思了片刻,“恐怕又是老大哥搞的名堂吧!”“这个事件,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在此之前没有发现什么迹象。”“迹象还是有的,只是我们没有想到人家会这样干。”“还有一件事,新疆军区的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写了报告,要求到苏联去。”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望着窗外的一棵百年古柏:“人家把手都伸到我们军队中来了,我看愿意走的不要硬留,我就不相信那边是天堂!”“还有一些人也要去,我看是不是让赛福鼎同志去做一下工作?”“我看不必了,这件事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究竟谁是谁非,现在讲不清楚,过20年,也许30年,大家会明白的。愿意走,可以欢送嘛!”

  毛泽东的思路跳跃得很快:“中印边境那边有什么情况吗?”“我刚接到总参的一个报告。”周恩来说着拿出了另一份报告。

  祖龙泰耶夫和马尔国夫从新疆军区礼堂里走出来,直接上了送他们的吉普车,和他俩一块儿要求去苏联的还有40多名校、尉级军官。

  在刚才的欢送会上,新疆军区的主要领导都没有讲话,不少人对送他们走想不通, 因为中央有指示必须坚决执行。

  这些去苏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都上了汽车,汽车驶出了乌鲁木齐,向中苏边境驶去。

  一晃30年过去了,中苏关系解冻,全球趋于缓和。

  1991年12月26日,苏联解体了,叶利钦宣布1992年1月2日全面放开物价,于是各共和国竞相提价,人们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几乎一贫如洗,于是30年前逃亡到苏联的中国边民想起了自己的祖国。

  人们从莫斯科、从彼得堡、从阿拉木图乘飞机、乘火车、乘汽车赶往伊犁和塔城,霍尔果斯口岸国际公共汽车人满为患。

  霍尔果斯边防站,五星红旗在高高飘扬,庄严的国徽下面,边防战士持枪肃立,当人们从桥上通过的时候,也许不曾忘记30年前那个夜晚。人们望着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望着餐桌上丰盛的食品,望着孩子们天真的笑脸如同大梦初醒。许多人要求留下来,他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本来是中国人,然而遭到了有关方面的婉言谢绝,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中国国籍。

  正是应了中国那句老话:30年河东,30年河西。正如30年前,那个阻拦边民外逃的村干部哈依尔说过的一个普普通通的真理:离开羊群的羊不会活下去,离开祖国的人不会有永久的幸福。    (摘自《中国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