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1986年就开始写小说，没想到20年后因为电视剧《暗算》一炮走红；他花10年时间写一个故事，却希望读者在三五个小时之内读完；他尝试过很多题材，却如命中注定一般，在书写特务和间谍的小说领域里开出绮丽的花来。他的名字成了所谓“特情小说”的代名词———麦家，这两个字已渐渐成为书商与影视投资方的定心丸。

　　麦家10月份刚刚发布的新书《风声》，半个月就卖出24万册，已有40多家影视制作公司赶来争夺改编权。这部打出“《暗算》第二部”名号的小说，继续描写神秘幽暗的特工世界，以一位地下工作者如何在严酷环境下匪夷所思地传递出情报的经历，让读者再一次屏住呼吸。

　　然而，麦家得到的肯定不仅仅来自市场。早在他因为电视剧获得大众认可之前，文坛对他已颇为肯定。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即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02年中国长篇小说”第一名。他甚至因充满个人智慧的独特构思，被誉为“中国的博尔赫斯”。

　　此次新书首发之前，《人民文学》杂志抢先在10月号刊登《风声》全文，且整本杂志只刊登这一部长篇小说———这是《人民文学》自1949年创刊以来的第一次。

　　麦家已发表的三部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构建起一个独属于他的“特情世界”：密码破译者、间谍、特务、地下党员等特殊人群，怀着坚定的目标，为特别机构701创造出难以置信的奇迹，又在世俗的阳光下一个个走向悲剧。

《暗算》剧照 （资料图片）

　　究竟他想象中的“特情世界”是什么样子？还有多少尚未被展示？面对这样的疑问，麦家简单而肯定地说：“我写的只是冰山的一角。”

　　特情是“我命运里的一部分”

　　看过麦家作品的读者大都有这样的疑问：他写的是真是假？继而，他们还会因作品中细节的具体、翔实而对作者的身份感到兴趣：他是不是以前做过类似工作？

　　麦家对“真假”的问题始终讳莫如深。

　　他记得很清楚的是，2002年《解密》刚刚写好时，他把书稿同时寄给两家刊物。两家回音都很快，结果也同样令人沮丧。一家刊物的终审意见是：因为人物和故事太离奇，缺乏现实性。另一家的意见是：涉及的题材太敏感，建议换个故事的壳。

　　“把两家意思说白了，其实就是一个真假的问题。前者在指责我假，怕读者不接受；后者却在担心我真，怕给刊物惹事。截然相反的意见令我感到很惶然。”麦家曾在博客里写道。

　　他更愿把“真假”问题当成他和读者之间的秘密。“怎么说呢，我的感觉很神秘。我没学过破译密码，但人家说我写的过程全对，就是术语不对。”麦家说，“我觉得（选择特情题材）是一种缘分，是我命运里的一部分。”

　　麦家于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小时候最深的记忆就是特务。童年他是在浙江沿海度过的，夜晚在江边或者山上看到火堆或者手电筒灯光，马上想到的是台湾空投特务。第二天报告了学校，学校老师还会发动学生们一起到山上抓特务，或者寻找特务空降的物资。

　　“特务这个概念对我来说是童年最深的记忆，这种东西常常去想就会慢慢改变自己。”后来麦家考大学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解放军工程学院无线电系。

　　军校的生活环境极其封闭，麦家把大部分时间用来亲近文学作品，晚上熄灯后就躲在被窝看书。本来文科很差的麦家，毕业时已经在写小说了。

　　毕业后，麦家被分配去做一些低密度的特别工作，由于还在见习期，隔壁的办公室都不允许进去，每天只能跟着师傅学些技术活儿。师傅还经常对他说：那个人，你不要去接近他。后来麦家才知道，因为每个人“密度”不一样，如果跟“密度”高的人打交道，比如一起打球、打牌，对方无意中说了什么，可以一下子使你的“密度”也变高了。本来你的“密度”只有8年，可能就因此变成了15年或20年。

　　见习了七八个月，由于发表了一篇小说，麦家被调到机关做行政工作，带着对实习单位的神秘感离开了单位。“这种神秘感一直在我脑子里。就像在河里抓鱼，如果你抓住吃了，很快就会忘掉它；但如果将要抓住的时候它又在你手里滑走，你就会把它想象得特别大，长久地存在脑海里。想得多了，有一天它就可能成为你笔下的一条鱼。”麦家说。

　　最初创作的时候，麦家也尝试了很多领域，但写出来没什么反响，他说：“写是作家的本能，但是写什么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而且我认为每个人的另一半只有一个，她出现之前你并不知道她是什么人，但她出现后你是有感应的。”

　　《解密》刚出版的时候，麦家正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就读，四五个月之后当他回到单位，办公桌上躺着九十几封读者来信。“这些读者的反应会让你在这个领域停下来思考。就像挖井一样，挖到水就会继续挖下去。”麦家回忆。

　　他并不认同别人把他的作品称为“特情小说”，觉得这更多的是中国人爱贴标签的毛病和市场需求在作祟，但“特情”作为一种题材显然已经成了他的“另一半”，“在这个题材上我也许是开先河的，我和这群肩负特殊使命的人的感情远远深过其他作家”。

　　偏执的“刀锋”

　　王安忆评价麦家“正向着目标一步一步走近——这是一条狭路，也是被他自己限制的，但正因为狭，于是直向纵深处，就像刀锋”。

　　固执地把自己限制在一个领域，十几年扑在上面反复打磨几个故事，这是其他作家很少能做到的。

　　《解密》就是很好的例子。这部小说构思于1991年麦家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前夕，后来他多次打算放弃它，1994年，他从6万字的草稿中整理出了一个两万字的短篇，取名《紫密黑密》发表；觉得还是没写完，1997年再从11万字草稿中整理出了一篇4万字的中篇《陈华南笔记本》发表；还是放不下，直至2002年在鲁迅文学院高级研修班期间，他才抛出了长篇《解密》。

　　麦家曾这样述说写写停停逾10年的《解密》：“《解密》于我似乎不像一部小说，而更像一段长达十余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本身具有小说的某种特性：曲折、离奇、辛酸、复杂、迷离、寻寻觅觅、是是非非、悲悲苦苦，最后基本上是苦尽甘来，有个完美的结局……《解密》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跌跌撞撞地过来了，其步履是那么蹒跚、难堪……”

　　对麦家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的执著，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副主编李敬泽评价是：偏执狂。

　　“很多作家可能写了很多年都不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但是麦家很早就知道自己的方向。”李敬泽对记者说。

　　他认为麦家写的永远是一个主题：在人类生活中，总有一种超凡脱俗的人，他们凭借非凡的意志和禀赋，创造出耀眼的成绩。人的意志和力量就在这个特定的情景中得到更大的发展。李敬泽称其为“类似西方哲学中的超人似的英雄”。

　　“中国文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有‘还俗’趋向，越来越关注平凡人的生活，包括写英雄，也充满了人性的弱点。麦家创造的则是尼采式的超人意志，是一种非常独特的精神取向。这呼应了人们内心的精神需要，因为平心而论，人们永远在想象超凡脱俗的英雄。”李敬泽分析说。

　　“我敢说麦家是中国青年作家里面最为虔诚的一个，简直算得上文学的信徒。”阎连科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他与麦家是同班同学，“我有时写得很随意，但是麦家从来没有随意的时候。十年写一部小说，谁能做到？他真的是十年磨一剑”。

　　作家要庄重地面对人生

　　2007年11月11日，北京，记者在中国作协大厦专访了麦家。他刚从定居地成都赶来北京，领取《人民文学》颁发的年度长篇小说大奖。

　　记者：你是否担心了解“特情”职业的人质疑你？

　　麦家：没有担心。电视剧火了之后，这些人把我当成英雄，因为这个职业几乎从没被人歌颂过，而他们看出我是带着敬意去写的。哪怕细节有误差，他们也觉得情有可原。

　　有位将军跟我说过一件事情：有位这个领域的人是十七大代表，会上别人问他是做什么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现在很简单，他就说自己是做《暗算》里面那个事情的。

　　记者：你书里的主人公结局常常是死亡或疯狂，你认为他们的人生是成功的吗？

　　麦家：是成功的，但同时也是悲哀的。他们有点生不逢时，在这个时代，世俗声音特别大，在《暗算》里特别明显，他们的职业是暗算别人，同时又被世俗所暗算。我对这群人的感情是无限崇拜和无限同情。时代变了，在这个一切价值都在颠覆的时代，他们的价值已经被世俗的眼光抹杀掉了。现在谈论英雄，人们会觉得你愚蠢——现在谁还写这些东西？

　　这20年来，有哪个作家塑造出过一个陪伴我们成长的精神伴侣？我们小的时候文学作品那么缺乏，但我们有保尔·柯察金，有欧阳海，有邱少云，对童年生活来说，很需要这样的伴侣激励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一代人跟“80后”的价值标准不一样？就是他们这一代人没有精神伴侣了。

　　现在的人什么都在恶搞、消解、否定，但没有肯定的否定是没有意义的。作家还是应该担任布道者的角色，要直面人生和人心，庄重地面对人生。

　　记者：你说过写“特情小说”是对当前中国文学写作的一种失望，怎么讲？

　　麦家：20年前的文学写了太多“假大空”的东西，读者和作者都开始反感宏大叙事，于是写作进入了个性化叙事的年代，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前的文学是一个极端，那现在它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就是作家过分地窃窃私语，过分痴情于生活的阴暗面。我们的小说一味沉迷于庸俗人生，反对宏大叙事，满足于身体叙事、欲望叙事，伴随而生的也是一种精神的溃败。

　　生活肯定有丑陋的一面，但驱散黑暗最简单的方法是引入光明，一味展示黑暗无济于事。哪怕生活中没有这样光明的人物，那我们塑造几个这样的人物也可以驱散我们的黑暗、温暖读者的心。这并不是说我要否认黑暗的一面，而是让读者哪怕身在黑暗之中，目光也能向光明的地方投过去。

　　记者：你怎么看你的作品跟电视剧那么紧密的联系？

　　麦家：这是可遇不可求的，这也是市场的规律。当你写出一个独领风骚的东西，市场肯定会追捧。这对我是好事，也有负面，就是：我面临的考验更多了，很多人来找我写电视剧，价格诱人。不过，人一辈子只能做好一件事情，我还是把小说写好就行了，电视剧就让别人去写吧。

　　我常说成名前要守得住寂寞，成名后要禁得住诱惑。现在这个社会得到不难，割舍才难。

　　记者：作为作家你希望达到一个什么目标？

　　麦家：20年前我做什么事都有目标，现在没有了，因为我发现光有目标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随遇而安吧，写到哪里算哪里。 （据《读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