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马寅初诞辰125周年，也是他著名的《新人口论》发表50周年。

　　走过历史和实践，今天的中国人要感谢这位经济学家以及他的巨作《新人口论》。发表在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上的《新人口论》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限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政策主张，却引来了激烈的批判。令人庆幸的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中央果断作出了控制人口的决策，在全国城乡普遍推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并在1979年恢复了马寅初的名誉。此后，计划生育终于成为我国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国策；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终于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使中国少生4亿多人，为中国的发展和腾飞创造了重要的人口条件。

　　不过，伴随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也出现了一个令人忧心的人口现象——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在生物学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03至107比较正常。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较正常，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持续偏高。1981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1990年为111.3，2000年为116.9，2005年为118.58，个别省份甚至超过130，迄今没有逆转迹象。专家按目前增长速度测算，到了2020年，20岁至45岁的男性比女性多3000万人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平均每一个县都有约１万名青壮年男性无结婚对象。

　　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找到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的原因并不难。从文化因素看，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深刻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从经济因素看，婚后女到男家居住、家庭父姓承传和继承、老人依赖儿子赡养等传统生活模式，使儿子具有更高价值。从社会因素看，女孩受教育权利易被排挤，女性就业选择不如男性优越，男女劳动所得同工不同酬，妇女社会福利等合法权益难以维护等现象，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男孩偏好”观念。从科技因素看，B超和人流技术的普及，使得女婴流产数量远远高于男婴。

　　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虽有现实原因，但谁也无法回避它带给我们的惩罚。专家预言，性别比失调将导致光棍现象成为社会难题，引发犯罪、拐卖妇女和性交易等社会危机，直接影响到妇女社会地位、家庭幸福、公众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

　　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办法不是没有，比如各地近年来强化舆论宣传，严禁利用B超等医学手段进行非医学性别鉴定，建立社会保障及利益导向制度，完善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利的政策，等等。但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现象不仅没有逆转，且仍有升高趋势。这至少说明，一是治理手段不完善，二是已有治理措施未落实。

　　翻阅发表于50年前的《新人口论》，我们并未发现马寅初大师就此有什么指点迷津之语。倒是马寅初的求实创新过程给我们以很多启示。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之后，马老曾多次到各地视察，在深入细致的调查中，他发现农村儿童太多，并敏锐地发现并抓住了人口增长太快与国民经济不相适应的矛盾；提出理论主张后，他又反复听取各界甚至包括北大学生的意见，反复论证修改。他的《新人口论》不是简单判断和拍板，而是深入调研与论证；不是误报漏报虚报，而是实实在在的统计与调查；不是为个人功利，而是生怕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不能“尽到自己对祖国和人民应尽的责任”。这些都值得我们制定政策时三思。

　　其实，只要公众不再为生男生女而煞费苦心，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就可迎刃而解。它虽如此简单，但如果光靠政策，而没有公民对国家与社会的责任，是注定解决不了的。对此，马寅初也早有话语留给我们：“欲使人民养成国家观念，牺牲个人而尽力于公，此北大之使命，亦即吾人之使命也。”只是，“不再为生男生女而煞费苦心”恐算不上是“牺牲个人”吧？　　　　　        （山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