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   作者：余世存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2005年，一本超级畅销书《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让余世存成为大众追捧的文化偶像。然而，名声大噪之时，他却从人们的视野中悄然淡出了。

　　从此，就是5年的沉淀。

　　2010年3月，余世存的新作《中国男：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横空出世。

　　衰男、牛男、悲男、寡男、畸男、怪男、觉男、神男、志男、痴男、侠男、达男、狂男、完男、史男、毒男、真男、顽男、义男、赤男、述男、逆男、隐男、哲男……自晚清以来的百余年间，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中，诞生了哪些特立独行的中国男？他们的际遇和命运，体现了中国近现代史的何种发展脉络？他们的性格，浓缩了怎样的国民性特征？

　　新书中，余世存依然在讲述变化中的近现代中国。但此书区别于《非常道》的最明显之处，就是作者将着眼点由“话语”转向了“人”（特别是男人）本身。近现代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然而，所有变化的主体、参与者、推动者、承受者都是处于历史激流中的“人”。书中写了皇帝（光绪）、政客（曾国藩和吴稚晖）、军阀（吴佩孚）、官吏（蒋百里、王云五和戴笠）、文人（严复、蒋光赤和熊十力）、科学家（丁文江）、商人（张謇）、革命党人（宋教仁、林觉民和瞿秋白）、僧侣（弘一法师）、刺客（王亚樵）、流氓（杜月笙）、乞丐（武训）……作者用“41种”人，串起了零散的中国近现代史。

　　作为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余世存从未放弃过“恢复历史正义”的尝试，他以自己的独立判断为镜，勾勒出晚清、民国乃至当今人物的复杂面容，进而对他们进行价值重估。这种民间的、个体的、夹叙夹议、散漫而自由的评述，加上孤独和激愤的气质，令本书的所有人物，都贴上了色调鲜明的余氏水印。

　　在中国语境下治史的学人，都会面对一种奇怪的“老花效应”（Presbyopia Effect）——距离今天越近，历史被模糊、歪曲的程度就越高。基于这种原因，近代史和民国史，始终是民族记忆的难点，因为它被大量的政治谎语所包围。有良知的当代学人，近年来共同发起民族记忆修复运动，旨在重新展开历史叙事，以逼近真相。假如以叙事方式作为标准，这场运动大体可分为“纠史”和“释义”两个支系，前者注重新史料的发掘和旧史料的勘误，而后者则试图在既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重新阐释。这两种方式恰好构成互补的格局。

　　余世存的《非常道》大致属于前者，而《中国男》则应属于后者。就像一个古罗马的骑士，他站在两匹马的战车上飞驰，检阅着现代史的人物阵列。《中国男》并未进行史实考据，也不关注史料来源和出处，却强烈地关注着那些史料背后的价值，试图发现它们的意义所在，借此对人物进行话语审判。这些经过选择和勘误的人物，则有望成为当代中国民众的人格镜子。

　　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余世存长期保持言说的独立性，这是大多数当代学人望尘莫及的。知识分子被视为世界真理和历史真相的代言人，但有一些人背叛了这种社会属性，沦为世俗势力的奴隶，心安理得地书写着公共谎语；而把历史叙事的通俗化当作摇钱树，则引发了另一场叙事灾难。这两种势力夹击着独立史学，令其难以获得呼吸的空间。这部人物志是一种犀利的尝试，它不但试图写出历史人物的真相，还要为那些真相下定义，从中找出符合人本主义精神的造像。在转型中的中国阅读这样的好书，犹如在寒夜中面对醇浓的好酒。

　　【书中摘句】

　　在这种文明衰败并且要“见光死”之际，汤显祖的梦已经做完了，李贽自杀了，徐文长疯了，顾、王、黄们的眼泪也哭干了，容若公子夭折了，曹雪芹的红楼不了也了了。他们都没来得及更痛切地感受做一个华夏文明人的耻辱和败落。第一个感受这种耻辱和败落的天才男儿是龚自珍。

　　曾国藩的面孔永远是模糊的，连他的朋友、亲人都难以看透。这正是儒家文化到了极致处的表现，所谓高深莫测谓之神圣，他们永远不以最真实最本来的一面示人，永远需要人来猜测他们的情感、意志和认知。

　　戴笠那样非人性的生活到他自己就中断了，他在中国人的家族传承中不起作用，他不属于中国家世中的一环。只是以戴笠之心眼生活的中国人还有很多，他们跟我们一道，决定了我们社会的文明进程。

　　李宗吾对国人的开智启蒙之功远大于胡适、鲁迅这样的文化圣人，也大于张恨水、金庸这样的小说家。

　　有此一书，林觉民足以千古，虽然他从未想过要什么千古。他的人生断后文字是如此深情、坚定，以至于他在人间只活了24年，却成了深情、坚定的情种象征。这使得他从历史的无名悲剧里走出，成为我们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