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 （资料图片） 　　《快雪时晴贴》局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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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希聚首”

　　终圆梦

　　喜欢书画文物的人，大多知道北京故宫有个“三希堂”，它曾是乾隆皇帝的书房。能诗词、擅书法的乾隆素来喜欢在全国各地寻觅历代书法大家的名帖，在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他找到了让他叹为观止的三样宝贝——晋朝书法家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羲之第七子王献之的《中秋帖》、王羲之侄子王珣的《伯远帖》。这三件墨宝，被乾隆皇帝珍藏于“三希堂”内，闲时便拿来把玩。

　　然而，乾隆皇帝不会想到，他珍爱的三件宝贝会在日后的百年间命运多舛，如今更是天各一方——王献之的《中秋贴》、王珣的《伯远帖》几经辗转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而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现收藏于台湾台北故宫。“三希聚首”，成了文人墨客们多年来不能圆的一个梦。

　　而今，时光流转至2010年，“三希聚首”的梦想似乎有了实现的可能。最近，北京故宫及台北故宫共同选取了7幅国宝级书画珍藏，将其以高科技手段进行复制，并将它们在上海世博会期间一起展出，展览的主题为“同根的文明——两岸故宫藏珍合璧”。而挑选出的7幅书画中就包括历经磨难、分存两岸的“三希帖”。

　　近日，“三希聚首”展览在北京举行了首发仪式。会上，有位老人目泛泪光，他就是前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庄严之子，来自台湾的庄灵先生。作为几十年前“故宫国宝南迁”的亲历者，如今看到“三希聚首”，庄灵心底所珍藏的，追随南迁文物一起搬迁辗转飘零的记忆，也随之被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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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火之下，国宝有灵

　　庄灵与国宝的缘分缘于他的父亲庄严。1924年，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庄严，进入刚成立的“清室善后委员会” 参与清点清宫文物。

　　1925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成立，庄严从此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战火离文化中心北平只有200多公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提出要抢运国宝，但却引起各方争议。国民党元老张继主张迁往西安，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主张转至上海，而北平百姓则公开表示将武力阻止文物南迁。

　　1933年，日军进入山海关，局势日益险恶，当年担任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当即指示文物暂迁往上海租界，并作出“北平安静，原物仍运还”的承诺。于是，故宫工作人员开始挑选文物，装箱放置，而庄严在当时即参加了各种文物的装箱工作。

　　在北平市长周大文的协助下，第一批故宫装箱文物于1933年2月5日连夜运出午门装上火车。2月6日清晨，两列火车从北平西站出发，开往浦口。18节车厢上装着长三尺，宽、高各一尺半，贴满封条的2000余口木箱。木箱里除故宫的珍贵文献、书画、档案珍本外，还包括全套文渊阁《四库全书》。列车开启，沿途有各地方军队保护，车顶四周架机关枪，车厢内遍布持枪宪警。此外还有张学良的马队随车护卫。

　　此后，迁出文物在上海保存4年，其间曾挑选80箱精华前往英国举办“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轰动一时。而庄严正是护送这80箱文物前往伦敦的工作人员之一。

　　当年，刚刚从伦敦载誉归来的国宝，一到上海，就面临着再次流离的局面，铁箱还没撤去，战火已烧至上海，于是，这80箱文物再次踏上迁徙之路，从此以后辗转至汉口、湖南、贵州、四川，最后到达重庆。

　　而除那80箱外的其他迁出国宝，则分中路与北路进行转移。中路运宝队伍从南京转至汉口、宜昌、重庆、宜宾，最终到达乐山；北路则取道中原，历经徐州、郑州、西安、宝鸡、汉中、峨眉到达重庆。

　　在湖南时，护运人员本想将这一批国宝暂时存放在岳麓山湖南大学图书馆，但之后觉得战局不妙，于是马上迁走。仅过半个月，日军轰炸湖南，图书馆被夷为平地。“事后大家都说，国宝有灵。”庄灵感叹。

　　1938年，为避开湘西土匪，护运80箱文物的队伍绕道广西，来到贵州贵阳，后又在安顺县城南门外的崇山峻岭中找到一个溶洞——华严洞，在此成立了故宫博物院驻安顺办事处。

　　安顺生活的6年，让庄灵印象深刻。“那时的日子可以说是吃不饱、穿不好。条件虽然艰苦，但我的童年并不灰色。我还记得当时有一连的军队保卫这些国宝，一大早军队就会出操，唱《大刀进行曲》。天气好的时候，爸爸他们会把装国宝的箱子打开，晾晒古画、书法作品，我们几个孩子就蹲在旁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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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只做一桩事，浑忘喜怒哀乐

　　1945年8月，日本接受同盟国《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秋天，故宫博物院重庆总办事处表示，所有疏散后方之文物，将迁回南京。1947年，庄灵一家以及其他护宝同仁，连同迁出文物辗转回到南京。

　　但那些迁出的国宝并未结束颠沛流离的命运。1948年9月，辽沈战役爆发，南京动荡不安。11月故宫常务理事集议，决定选择文物精品迁运台湾。1948年12月22日，国民党海军登陆舰“中鼎号”装载着712箱精心挑选的文物起航驶向台湾。庄灵记得，他和哥哥们随同双亲及另外三位故宫同仁，都以押运员的名义登上船。经过多天的海上颠簸，“中鼎号”终于到达了基隆港。

　　庄灵一家押运到台的文物，只是迁台国宝的第一批。从1948年12月22日“中鼎号”的起航算起，到1949年12月9日新津机场国民党最后一班飞机起飞之时为止，运到台湾的国宝共有5560箱，这还不包括张大千62幅敦煌临摹壁画和16幅私藏古画。此外，抗战胜利后，日本归还的109箱珍贵文物也运到了台湾。故宫文物到台后，先暂放在杨梅火车站旁的仓库，接着又迁运至台中糖厂仓库寄存，后来长置在雾峰北沟的专用库房，一直到1965年台北外双溪故宫新馆落成，迁台国宝才有了安稳之所。

　　在迁往台北故宫新馆前，运台文物曾在1961年远赴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巡回展览。大概是看到一直守护的中华瑰宝终有绽放异彩的机会，庄灵记得文物赴美展出那年，父亲的心情似乎特别好，他甚至模仿王羲之兰亭雅集的典故，在北沟的一条小溪旁，举行了一次曲水流觞的聚会。

　　在庄灵心中，父亲庄严不仅是位考古学家，更是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他最欣赏故宫所藏宋代大画家董源的巨幅立轴‘洞天山堂图’，于是，便把居所命名为‘洞天山堂’，从雾峰时代一直沿用到台北外双溪”。

　　庄灵至今仍记得，长大后有次听大哥说，国宝去台湾前，当时的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也是庄严的恩师马衡曾写信劝庄严留在大陆，“但爸爸左思右想，还是决定护送宝物。从此，师生音讯不通，再也没有联系过”。

　　或许，像庄严这样和古物一起南迁的人，是没有多少私念的，想的只是将它们保存下去，传之后代。当年押宝到台的那些专家，最大的心愿是将这些古物重新放回北平故宫。台北故宫第一任院长蒋复骢为自己写下的人生结语，或可代表所有迁台国宝守护者的心境：“碌碌无能，一生只做一桩事，尝尽酸甜苦辣；劳劳不惜，终岁难偷半日闲，浑忘喜怒哀乐。”

　　1980年，庄严因肠癌在台北逝世，弥留之际，他说的最后两个字是：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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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三希帖”的前定之缘

　　回顾父亲与故宫文物关系紧密的一生，庄灵觉得父亲最为遗憾的，便是有生之年未能看到“三希帖”聚首。因为，庄严与“三希帖”似乎有种前定的缘分。

　　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的军队兵临紫禁城，紫禁城陷入了一片慌乱，为了填补财政上的窟窿，敬懿老太妃偷偷把《中秋帖》和《伯远帖》带出皇宫，卖给了一家小古玩店。然后，这两帖被大收藏家郭葆昌购得并珍藏。

　　1935年冬天，郭葆昌邀请庄严等文物专家到北京秦老胡同中的府邸一叙。席间，郭葆昌让自己的儿子郭昭俊拿出宝物，一亮相，在场的几位都吃了一惊，这竟然是《中秋帖》与《伯远帖》真迹！郭葆昌看出在场人的兴奋，当场宣布，将在去世之后将二帖无偿献给故宫博物院。

　　1950年，庄严已身在台湾。此时，郭昭俊带着“二希”来到台湾希望能完成父亲的遗愿，以“半卖半送”的方式捐献，无奈当时的台湾当局无款可拨，失望的他只好去了香港，由于生活窘迫，郭昭俊将“二希”抵押给了英国汇丰银行。后来，郑振铎了解到这个消息，周恩来总理亲自作了回购的批示，同年11月，王冶秋、马衡、徐鸿宝三位专家亲赴香港鉴定真伪后，用48万港币将这两帖国宝购回。

　　而另一幅《快雪时晴帖》又是怎样漂落到台湾的呢？也是在冯玉祥的军队兵临紫禁城的时候，溥仪暗中派人把《快雪时晴帖》装入行囊，将要出宫时，被守城卫士搜出，守城卫士将此帖送交给当时庄严任职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清室善后委员会”把它当作头号宝贝严密保护，此后便随国宝南迁的队伍，去往台湾。

　　“1950年，我父亲并不知道‘两希’已回到大陆，是后来从一个朋友那里得知的，父亲很感慨，写文章说：不知道‘三希’什么时候才可以重新聚首。”而今，“三希”复制品的重聚，或许是对像庄严这样一生护宝的人的某种告慰。而分隔两岸的国宝终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团圆”，带给人们的除了兴奋与感动外，还有对未来的想象与期盼。历史在流转中难免会造成缺憾，而时光荏苒中，这一切或可得到修补与复原。

　　（据《小康》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