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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时妓女从业，除了递交申请书、获得营业执照、书写保证书外，有时还需开具证明书，这是妓女表明自愿卖身和甘愿受约束的凭证。

　　譬如有这样一份证明书（如图）：“街边妓女某某某，天生淫荡，自愿到春院楼卖身，听从堂中差遣，绝不无理取闹。”这类证明书，文字都很简约，不过是表明该女卖身并非被人逼迫，乃是自愿而已。其中的要害处，是写明在哪个地段营业、不能移地经营等等，这才是证明书的关键，最后交到警察署存档。

　　旧时妓女卖身，原因各不相同，一千个妓女，便有一千个卖身的理由，但万变不离其宗，绝大多数是为生活所迫，把妓女卖身归于“天生淫荡”，这是无稽之谈，旧时或者现在，确有女子自愿做皮肉生意的，但没有天生淫荡者。记者在收集、分析妓女证明书的时候，归纳了清末至民国妓女卖身的原因，大致有以下三类情况。

　　第一类是受人拐骗被卖入青楼。此类女子原本是贵族或良家女子，或幼时走失于街头，或受人诱骗拐卖后送至青楼。

　　她们来到妓院后，要当鸨母的养女，唤鸨母为“妈妈”，接受音乐、风情方面的培训，妓院管吃管喝，为其提供服装和化妆品。当她们长到能接客的年龄时，鸨母对其进行“感恩教育”，让其接客，赚钱报答“妈妈”的养育之恩。其保证书中往往写有“听从妈妈差遣”字样。

　　第二类是女子自食鸦片或父亲吸大烟者，钱财吸光了，生活无着落，不得不流入娼门。

　　女子自身吸食鸦片者，年龄都较大，均为半路为娼，或是“戏子”（旧时对戏曲演员的蔑称）为不良男人所诱，染上了大烟瘾；或是被官僚、富商遗弃的妾，破罐破摔而吸食鸦片。

　　父亲是大烟鬼的女子，往往成为妓院猎取的对象，妓院会密切关注其经济状况，最后迫使该女卖身，付给大烟鬼一点钱，进行“廉价招工”。这类妓女来到妓院前，往往还不知自身被卖，一旦进了青楼，便哭天喊地，痛不欲生，而那可恶的父亲，却只管拿了钱扬长而去，留下女儿在妓院受罪。

　　妓女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大烟鬼的女儿，那些造孽的父亲既可恨又可怜，他们被毒品折磨得丧失了人性，卖完了家产就卖亲骨肉，还恬不知耻地在保证书上写道：“×××因吸食鸦片无钱，将亲生女儿×××卖入某某妓院充当妓女，一切听从堂中差遣。” 当然，并非只有父亲卖女儿，也有丈夫卖妻子、公婆卖童养媳、财主卖丫环的。凡此类妓女，卖身皆非自愿，属于被动受害者，但卖她的“户主”，却要在保证书上代写“自愿”两个字。

　　第三类是生活困难走投无路者。

　　作为一个女人，父母养不活她，丈夫养不活她，又没有任何途径可以养活自身或家人时，妓院便给其提供了一个屈辱但能活命的平台，此类妓女数量最多。她们走投无路时，除了自杀之外，只有选择卖身。她们可在保证书中写上“因贫卖身”字样。

　　还有其他原因造成女子卖身的，但无论怎样，贫富悬殊才是造成妓女卖身的深层次原因。清末和民国初期的洛阳，虽然城市小，但商号、富贾还是有的。当时有歌谣云：“鼓楼高，高不过西市一把蒿；东街长，长不过老号隆兴祥。”这是说大商号的店铺可以连成一条街，生意做得很大，这样的大商号洛阳有许多，涉及锦货行、票号、钱庄、典当铺等多种行业，仅南关码头到北关十字街口，就有吉荣祥、昌聚德、福来和、 瑞天行等名声显赫的大商号。这些大商号背后，站着许多可以“拿钱买春”的有钱人，他们是洛阳妓女赖以生存的土壤。

　　据有关资料记载，当时东火车站附近的九龙台，每到夜晚，便亮起两盏明晃晃的大电灯，亮黄灯的是戒毒所，亮红灯的是茶社。所谓茶社也是声色场所，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去处。当狎妓成为一种时尚，色情业便成为一种行业，妓女便成为一种职业，社会毫无羞耻地摆放了一张床，让形形色色的男人和女人在上面各取所需。

　　据有关资料显示：1948年底，洛阳妓院已经关闭了很多，但仍有公开经营的妓院11家，在册明妓200 余人，足见当时色情业的泛滥。　

　　洛阳解放后的1949年春天，洛阳市人民政府宣布取缔妓院，当时抽调了几十名作风泼辣的女干部，协同解放军到指定妓院宣布取缔妓院的决议，登记查封妓院财产，并将妓女、老鸨集中起来改造学习，帮助明妓转行，谋取正当职业，同时销毁其营业执照、申请书、保证书、证明书，当这些凭证化为灰烬时，无数妓女也获得了新生——偶然留下的一些凭证，成了研究那些往事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