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堂会，又叫唱“堂会戏”，一个“堂”字，点出了演出地点：不是在戏台上，而是在厅堂中，是小范围里唱的戏。

　　过去有钱人家结婚、过寿、孩子满月、买卖开张等，往往邀戏班子到家里、饭庄唱戏。演出时，主家任意点戏，演员按要求表演，演员完全处于被支配地位，这就叫“唱堂会”。

　　“堂会戏”的报酬高，这是吸引艺人的地方。但过去能唱堂会的人家并不多，都是些有钱有势的，花的是银子，要的是面子，耍的是排场。主家为挣足面子，一家比一家出的赏钱多，尤其是富人集中的地方，譬如老城东南部一带，唱堂会的人家较多。

　　对于主家来说，必须有相当宽绰的场地才能唱堂会。有的大财主家里盖有戏楼，这是最体面的演出场所。若没有戏楼，亦可在花园里露天举行，不但自家人来看戏，也邀请本族成员参与，若家族中有人是票友，或者会吹笛子操琴，往往“客串”参演，图一番热闹快活。

　　对于戏班子来说，必须有名角，若没有名角，或没有好戏目，就不会受到邀请。主家请唱堂会时，很少要求唱整本戏的，往往只请三两个名角前来，有选择地“点戏”。主家点了哪一段，演员就唱哪一段，演出气氛怪怪的，显出异样。

　　唱堂会的演员，彻底阐释了“戏子”一词的贬义性：主家坐着，演员站着，颇有些“受审”的味道；主家喝着茶，演员唱着戏，又有点儿低贱的感觉。尤其是艺人们甫入家门站定的那一刻，主家围观审视，用挑剔的眼光来看演员，老爷或者老夫人还要一一询问演员的姓名、年龄，遇到不正经的男主人，还要拉住女演员的手，这里摸摸，那里捏捏，看似心疼喜爱，其实是在调戏，此时的艺人们大有集体受辱的感觉。

　　所以每遇唱堂会，艺人内心都很矛盾。其时，戏班班主会向艺人们通告：要唱堂会了！主家是什么人，有多么富裕，多么有势力，报酬又是多么丰厚云云，如今人家点了谁谁谁，可都要机灵点儿，别出差错!没有被选中的，心里酸溜溜的，这份赏钱于己无缘；已经被点名的，尽管感到“荣幸”，可以挣赏钱了，但心里也不怎么情愿，若是名角，就有了抵触情绪。

　　于是，受惠与受辱便成为摆在眼前的两难选择，令人纠结。有个老演员曾说：“旧社会我经常到有钱人家唱堂会，低眉顺眼到别人家中，不管对方是小孩还是老人，只要是人家过生日，就得给人家磕头，这是规矩，就为得到一个红包。那时候艺人社会地位低下，唱堂会完全失去了人格尊严，那滋味很不好受。”

　　人在江湖走，不得不低头，若碰上财大气粗的主儿，艺人还真不敢不去。

　　当年在豫西，伊川县的张治公（镇嵩军将领）、巩县的刘镇华（镇嵩军统帅）都在家里请人唱过堂会。遇到这些土著军阀，没有几个演员敢于拒演，但也有硬气的角儿，你让我公演可以，想让我唱堂会，打死也不去，著名演员马金凤就闹过两次堂会。

　　按说马金凤属于豫剧名家，不该在《曲剧往事》里露面的，但既然写到“闹堂会”，不妨在此一述：1944年冬天，郑州一个姓杨的汉奸队长，在德化街“小有天饭庄”摆庆寿宴，命所有在郑州的演员来为他唱堂会。当时马金凤正搭周海水的戏班在郑州演出，她不愿为汉奸唱戏，一口回绝了。可那汉奸派来两个持枪的马弁，三请马金凤，她都没答应。

　　班主周海水见对方持枪硬邀，怕出事，就劝马金凤：“你要是不去，咱戏班里几十号人都要受连累呀！”马金凤说：“我有病，得吃点儿药。”她就倒了一杯滚烫的开水，慢慢地等水凉。这一等就是20分钟，她才慢慢腾腾地找药，又找了半天，才开始吃药。吃完了药，又磨磨蹭蹭地找东西。

　　两个马弁恼了，推推搡搡地把马金凤挟持到饭庄，这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宴会早已结束。那姓杨的汉奸早等得不耐烦，“啪”一声把手枪拍在桌子上，说：“老子过生日，你为啥三请不到？！”马金凤说：“俗话说人有旦夕祸福，谁知道谁啥时候倒霉呀？我病了，难道不让我吃了药再来？”她一语双关，意思是当汉奸的，不定啥时候就完蛋了！

　　那汉奸虽然醉了，却也听出了弦外之音，怒道：“老子醉了,回家醒酒，今天先饶了你！但你必须对着这桌子凳子唱三个钟头！限你明天滚出郑州！”说完气呼呼地走了——“堂会戏”也就草草收场了。

　　但据一些老人讲，敢这样“闹堂会”的，在过去毕竟属于少数，多数艺人遇到这种情况，尽管心里老大不情愿，也要委曲求全地去唱。艺人无权无势，为了糊口，基本上都唱过堂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