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墨的话让绝大多数女人都认了命，温顺地静默下来。

　　“你们不必顶替女学生。”法比对玉墨说。

　　玉墨愣了。法比说：“谁都不去，让她们全藏到地下室，也许日本人搜不出来。”

　　“这风险我们冒不起，日本人已经知道女学生藏在教堂里。”

　　“快去地下室！”法比说，“只要我活着，谁也别想拉你们做垫背！”

　　“没有人拉我们，我们是自愿的。”玉墨说。

　　“我去跟少佐说一声，请求他再给我们10分钟。”英格曼说。

　　“20分钟吧。装扮学生，20分钟是起码的。”玉墨说。

　　英格曼神甫眼睛一亮，赵玉墨的想法比他更聪明。

　　“你们能扮得像吗？”英格曼问。

　　红菱道：“放心吧，神甫。”

　　玉墨说：“法比，请把学生服拿来，要快！”

　　英格曼的恳求得到了少佐的批准。20分钟后，厨房的门开了，一群穿黑色水手裙、戴黑礼帽的年轻姑娘走出来，她们是南京城最漂亮的一群“女学生”。赵玉墨个子最高，因此走在队伍最后。

　　英格曼神甫走上前，给每个女人画十字祈求幸运。轮到赵玉墨了，她娇羞地一笑，屈了一下膝，惟妙惟肖的一个女学生。

　　神甫轻声说：“你们来这里，本来是避难的。”

　　“多谢神甫当时收留了我们，不然我们这样的女人，现在不知道被祸害成什么样了。”

　　法比拉开沉重的门，一辆卡车停在烧死的树边，卡车尾部站着两个日本兵。等到第一个“女学生”走近卡车，他们一人伸一只手，架住她的胳膊，帮她登上梯子。

　　英格曼神甫目送一个个“女学生”登上卡车尾部的梯子，消失在卡车篷布后面。他有点儿后悔没问一声她们的名字，他只记得一个名字，就是赵玉墨。

　　晚餐是烧煳了的土豆汤。女学生们一勺一勺地喝着土豆汤，谁也没有发感慨：啊，那些女人救了我们。也没人说：不晓得她们能活下来不？还需要一些时间，她们才能彻底看清这天晚上这群被她们看成“下九流”的女人。

　　夜里零点，法比从外面回来，身后跟着一个高大的西洋女士，学生们轻声称呼她“魏特琳女士”。这个女士带来了一个理发师给女孩们剃头。两个小时后，一群小女生成了一群小男生。魏特琳女士是乘一辆救护车来的，凌晨离去时，救护车里运载了一车穿着条纹病号服的少年病号。

　　我姨妈和同学们扮成得了传染病的男孩，在金陵医学院的病号房藏了两天，又被偷偷地送到乡下，再乘船到芜湖，而后转船去了汉口。法比一路护送，身份是监护“医生”。

　　后来，在那13个被秦淮河女人顶替下来的女孩中，唯有我姨妈孟书娟一直和法比通信。

　　在审判战犯的国际法庭上，书娟认为她见到的那个面目全非、背影如旧的女子就是赵玉墨。孟书娟给当时在美国的法比写了封信，告诉他赵玉墨还活着。法比的外祖母给法比留下了一点儿房产，法比去美国是为了变卖它。我姨妈在信里告诉法比，赵玉墨否认自己是赵玉墨。法比回信说，也许赵玉墨只能成为另一个人才能活下去。

　　我姨妈对赵玉墨的追寻锲而不舍。在我29岁那年，她完成了对13个秦淮河女人下落的调查。

　　赵玉墨是13个女人中唯一活下来的，也是她证实了那次日本中高层军官如何作践了她和另外12个“女学生”。其中，有两个人试图反抗，当场被杀害；其余11个女人被发配到刚刚建立的慰安所，两三年内相继死去。

　　赵玉墨在做了4年慰安妇后逃了出来，至于她为什么要整容，我姨妈一直找不到答案。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