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团每到一地演出，须先打听各地的唱戏禁忌，这是演出前的首要任务，正如现在到特定地区旅游，不该说的话万万不能出口，否则会引起当地人的反感。

　　洛宁县城不准唱《三上轿》，豫西艺人们都知道这规矩，但曾有外地艺人不解此情，“写戏”时报了《三上轿》，立即招来呵斥，闹得不欢而散。所谓“写戏”，就是邀请方与戏班订立协议，包括演出哪些剧目，共演多少个场次，各场的报酬是多少等等，都要一一写明。

　　“写戏”之后，协议生效，邀请方就可以搭建戏台，准备场地接戏了。若戏台已经搭好，戏班突然违约，不能前来演出，邀请方可派几个精干的小伙子，去把戏班的髯口（假胡子）抢来，戏班就得如期赴约，豫西称此为“抢胡戏”。遇到这种“抢戏”事，任何人不得干预，因为这是规矩。若戏班还不来唱，就派出更多的人去劫持戏班主要演员，并强行搬走戏箱，这叫“抓戏”。抓戏后，戏班就必须来了。

　　洛宁县城为啥不准《三上轿》？这得从清朝初年说起。

　　清朝时洛宁县称永宁县，县城南边有个德里村，出了个兵部侍郎张鼎延，做了多年的官，已经老掉牙了，一日上朝时，皇上见他老态龙钟，一时怜惜，赐他一把椅子坐在龙案旁，这本是优待他，但“老张”年纪大了，胯间失禁，尿了裤子，把屁股下面的椅子弄湿了。

　　散朝时，他担心皇上看见，就想把椅子暖干了再走，但又怕这样干坐着引起皇上的怀疑，就东拉西扯地说起永宁老家的事情，为了讨皇上欢心，就说老家现在丰衣足食、人民安乐云云。皇上听着听着，突然想起他曾奏请免除永宁皇粮一事，当时奏折上可是写着永宁“连年灾荒”这样的话。

　　于是皇上说：“既然你们永宁县丰衣足食，就应该补缴皇粮了！”圣旨一下，全县纳粮，本来就很穷的老百姓，生活就更难了，大家都恨这个不会来事儿的“老张”，一个穷秀才就改编了《三上轿》，故意把戏中的浪荡子张丙仁写成了“富二代”——兵部侍郎的儿子，还影射张鼎延的妻子等，总之是把剧中的坏人与“老张家”挂上了钩。

　　此戏一出，观众哗然，虽然知道这是秀才瞎编的，但演出后，纷纷议论，影响不好。德里村张氏家族以及王范崔氏、余庄李家，都是当地富家大户，他们觉得这样诋毁一位老人实在不妥，抵制此戏。凡演《三上轿》，都要搅场子。此后洛宁就不准演这出戏了。

　　栾川县潭头镇不准演《拉荆笆》，豫西周姓聚居地不准演《周老汉送女》，岳姓、秦姓聚居地不准演《风波亭》，关帝庙前不准演《走麦城》，老君庙前不准演《水漫金山》等，各有原因，都有故事，不再赘述。

　　有趣的是嵩县大章街，有一座跨街阁楼，俗称“阁儿上”，砖木结构，共有三层，横跨大章中街。此楼颇有气势，呈南北向，面宽6米，进深7米，总高度13.5米，底层以上只有南北两面砖砌山墙，东西两面均系格子窗、棂子门，可以随时打开，故无前后台之分。阁楼中层是戏台，专供唱戏，演出时可根据需要，将舞台分为东西两个表演区域。

　　在此唱戏，必须遵守一个习俗：剧团要用木屏风，人为地将舞台隔开，今天向着东街表演，明天向着西街表演，轮流唱，分场次，不能厚此薄彼，否则就要引起纠纷，戏就唱不成了。

　　外地剧团来此，都感到新奇，私下打听为啥要这样？大章人笑而不答，只说老辈人传下的规矩，不能改变。演员唱戏时，感到很别扭，因为观众由近而远，顺街聚集，远处的观众根本看不清演员，于是劝说改变此俗，但说了多次，无人敢改。此楼从清乾隆年间建成起，一直这样演出，可见民俗力量之强大。

　　豫西民间唱戏，还有以下习俗：看戏的男女观众不能混场，紧挨舞台的那部分场地称“大场”，允许男观众在这个范围里观看，远离舞台的地方称“小场”，属于女观众的地盘。若是混杂了，就被认为是伤风化，属于大逆不道。有的地方还在戏台前垒墙，或用木棍隔开，男女各半边，不能相互逾越。若发现男人挤入“小场”看戏，妇女可用正在纳着的“鞋底”敲打他的头，把他赶出去，这时台下起哄声起，那个“不速之客”便在一阵哄笑中狼狈地逃去。

　　在洛阳民间，还有抱幼儿到戏班“开脸”和“认亲”的习惯。

　　所谓开脸，就是在开戏前请正在化妆的演员为男孩开花脸。这些男孩多是独生子，娇贵，开了脸，好养活。开脸没有固定脸谱，只简单地画几笔，黑一道，红一道，出点儿“意思”即可，但不能画白色。民间有“红忠白奸黑直正”之说法，画红色是希望将来当忠臣、清官，画黑色是希望为人正直。开脸后，男孩父母要给开脸的演员呈上谢礼。

　　所谓认亲，就是找戏班名角，让他当幼儿的干爹、干娘。过去，艺人虽被看不起，但艺人走江湖，腿长走遍天下，嘴大吃遍四方，民间认为把孩子认给演员，能讨生活，不愁吃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