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历史夹缝中的人性悲歌
我祖父陆焉识是从1963年11月16日开始做逃犯的,他为这次逃亡做了两年的准备。
老几逃跑前的那个礼拜,突然在临睡前发现自己的手指甲又长又脏,并且兽性十足,但他找不到任何可以用来剪指甲的东西,因为犯人不能带刀、剪进监狱。
第二天,他向大组长申请一把剪子或者指甲剪,大组长说他会把他的申请上报的。在等待有关指甲剪报批的几天里,他每天夜里都睡不着觉,感觉指甲在“嗖嗖”地长,如同春竹拔节,那里面的污垢就是它们的肥沃土壤。他对自己说:但愿婉喻永远不知道他的指甲曾干过什么:刨过兔鼠洞,挖过蕨麻根,掐过肥大的虱子,抠过干燥的大便。
在1963年初冬的这个下午,老几一切准备就绪,逃跑的激情和理性都准备好了。他根据自己的肠胃活动规律,判断当时是下午4点半左右。他和十几个犯人从早上就被带到这一带来清理钢铁垃圾。钢铁垃圾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留下的,是一个个倒塌的土高炉“分娩”出的“怪胎”。
老几对跟来警戒的解放军战士说,他的手套被钢铁垃圾磨破了,马车上还有一副备用手套,请允许他去取。当时共来了两辆马车,十几个犯人,两个解放军战士为了看守其他年轻力壮的犯人,便挥挥手让斯文柔弱的老几去取手套。
老几就是这时决定逃跑的。他走到马车旁边,花了五六分钟还没有弄开三匹马当中的那匹青灰马的套。所有拉套的马都雄健魁梧,这是没错的,可老几认得出它们中间的长跑手。老几靠读书读来七十二行手艺,识马也是读书读来的,那还是他在美国学打马球的时候读下的闲书。
假如还是解不开青灰马的套,他可能就把这次机会放过去了。但是就在解放军战士突然发现老几去时已久,久得不正常的时候,马套终于被解开了。一个战士正吆喝着往这边走,青灰马上的老几一人一骑,在年轻的战士眼前远去。
解放军战士愣了足足5秒钟,才认出青灰马背上的骑手是谁。他劈开嗓门就喊:“啊!……”
让老几做逃犯的因素很多,最重要的是我祖母冯婉喻。婉喻的信一月一封,谈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看信的时候,陆焉识发现冯婉喻总是记住事情美好的那一半,或者说,同时发生于他们身上的事情,可以被看得美好,也可以被看得庸常。婉喻在信里跟他重新过一遍那些日子,把它们都过成了好日子。
婉喻总是在信上这样问:“焉识,记得……吗?”他想告诉她,他记得的,只是记得的和她记得的大相径庭,但他从来没有在回信里这样告诉她。
也许他的逃亡就为了这个目的:要当面告诉婉喻,他什么都记得,正因为记得,他现在知道那么多年他误了自己,也误了婉喻。他要请婉喻原谅自己,因为他最好的年华没有给她。
逃亡日子大致是这样的:老几夜里行军,白天睡觉,偶尔碰上顺路的游牧藏民回归他们的冬牧大本营,他就用随意的藏语和他们玩笑搭讪,有时会让的牦牛驮他一段,歇歇他走得血泡重重的脚。
他脚板上的血泡全部爆破的那天,他已经快要把偌大的荒草地走完了。
最多还有一周,他就会见到婉喻了。他要告诉她,老浪子是冒着被杀头的危险逃回来的。他是被你婉喻多年前的眼神勾引回来的。他太愚钝,那些眼神的骚情他用了这么多年才领略,他再不回来就太晚了,太老了,老得爱不动了。(摘自《陆犯焉识》 作家出版社 严歌苓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