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初冬，冯婉喻收到一封带有酥油气味的信。信是七拐八弯才转到她现在新家的地址。

　　她和丹珏是1971年搬到新家的。丹珏的重要职务给母女俩的生活带来了福利，电话就是其中一项。经常打电话来的是居委会的人和她哥哥冯子烨。冯子烨几乎每天打电话，问问姆妈的情况。

　　一天夜里，来了个长途电话，是从东德打来的。婉喻抱着电话听筒，突然听到对方叫她“姆妈”——中断联络多年的大女儿丹琼，在电话里与母亲重逢了。丹琼没说两句话就大哭起来，说她找了多年，终于找到姆妈了！

　　收到焉识从青海寄来的信，当晚婉喻做好肉丝面等着丹珏回家。

　　“小囡囡，侬爸爸来信了。”婉喻突然说。

　　丹珏吸面条的嘴停止得颇古怪，然后故作平淡地问：“他在信里讲了什么？”

　　“他被放出来了，是人民政府特赦的。”“真的？”丹珏的怀疑让婉喻心里一痛。

　　电话铃响了。丹珏接起来，立刻说：“唉，告诉侬噢，老头子被放出来了。”

　　婉喻一看就知道丹珏在跟她哥哥说话。冯子烨在30分钟后到达，摘下口罩，露出一张严阵以待的脸，进门就问丹珏：“他是被放出来的还是跑出来的？”

　　“信上讲是被放出来的。”

　　“很难讲，上次他跑出来，要是给我们也写这么一封信，谁会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情！”子烨说。

　　婉喻静静地说：“他毕竟是你们的爸爸呀！”

　　“姆妈，侬勿要糊涂噢！伊上趟回来惹出多少事啊？！”子烨恼火地说。

　　婉喻不吭声了。1964年年初，焉识确实没少给孩子们惹麻烦。本来人们已经淡忘了子烨有个险些被毙的反革命父亲，那次陆焉识的逃亡又把人们的记忆激活了。子烨任教的大学里处处都是学生们冷冷的目光：安分的冯讲师居然有个亡命天涯的逃犯父亲！

　　后来，学校到浙江乡下筹办分校，子烨赶紧要求去分校教学。他知道自己不要求学校也会派他去，与其被发配不如主动当先驱。文化大革命里，已经在乡下的子烨交代了又交代，陆焉识早就变成了母亲的前夫，也就是他的前父亲，早在1964年夏天就断绝了一切关系和消息，但人民群众还是没忘他。

　　1977年4月，冯婉喻收到一封来自××信箱的信。她急忙拆开，看到一封公函。公函上说：陆焉识先生已于去年10月获特赦而被正式释放，请家属方面配合政府工作予以接收。

　　婉喻放下这封公函，一直坐在八仙桌旁边。

　　“明天写封信给老头子吧，”子烨对丹珏说，“让他先在青海找个地方住下来，应该能租到房子吧？”

　　“那你写吧，我不写。”

　　“我写，老头子要不高兴的。”

　　“他反正要不高兴的。我们不让他回上海，他高兴什么？并且你要找个道理跟他讲，为什么不让他回来。我找不出这个道理。你写。”

　　“你就告诉他，他在监狱里不了解外面的情况，外面其实紧张得很，政治运动说来就来，我们活到今天不容易，不要再给我们再找麻烦了。”子烨说。

　　“那你就给老头子写呀，把这些道理告诉他呀！”丹珏说。

　　婉喻突然把筷子一放：“我来写！”她脸上泛起两片红晕。

　　“我给你们的爸爸写信，就告诉他，我搬出去了就接他回来！我会想办法租房子的……”（摘自《陆犯焉识》 作家出版社 严歌苓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