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当代备受争议的作家，阎连科被各种头衔所包裹，比如魔幻现实主义大师、中国最有希望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等等，其实，仔细翻翻他的书，几乎每本都离不开农村生活，也许，不忘初衷，说出灵魂的真话，才是阎连科最真实的符号，就连这本《一派胡言》也不例外。

　　本书收录了阎连科自2008年2月至2011年年底4年间在海外的20次演讲文稿，内容涉及个人写作、文学批判、人生思考、社会现实等诸多问题，是阎连科个人写作实践和生活的经验总结，振聋发聩，发人深省，是一个作家内心最真实的心灵拷问和真话实录。正如阎连科所说，今天，中国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真实故事，都比作家虚构的小说故事更丰富、更好看，也更为深刻和深邃。为什么作家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却没有在写作中表达出来呢？就是因为他们明知现实的真实、复杂和尖锐在哪里，却没有真心和勇气去表达。

　　作家为什么写作？这话可以说得很漂亮，比如为社会写作、为艺术写作等等，但在阎连科看来，很多人是在撒谎。绝大多数作家刚开始都是“为物质的个人”而写作，特别是阎连科那一代，几乎人人如此。那么，怎样才能写作呢？对此，阎连科写道：“作家是那种在世界上最爱自寻烦恼的人。没有焦虑，没有烦恼，就没有写作。没有焦虑与烦恼，也就没有小说的存在。之所以要写作，就是因为内心充满了焦虑和烦恼。”为此，阎连科得出一个有些偏颇的结论：一切优秀乃至伟大的作品，都必然是情感焦虑的文学结晶。舍此，一切小说的创作，都难有成功的可能。

　　阎连科提出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作家对重大的社会事件从来不参与、不表态，只做看客，而不做参与者。社会生活中的食品卫生，老百姓的医疗和教育，无处不在的商业欺诈，和越来越严重的、毁灭般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的领域，我们很难看到作家参与的双脚和呼吁、呐喊的文字。为此，阎连科呼吁，作家要感受和表达全面、真实的中国，要真正洞察开放与封闭同在，全球性与狭隘的民族性同在，理想与欲望同在，高度集中的权力与具有高度忍耐力的民族文化性格同在的中国现状，要真正写出人性扭曲的真实性、复杂性、荒诞性。

　　《我与父辈》受到中外读者的喜爱，出乎阎连科的意料。这说明，亲情、温暖和人在生存中坚韧地活着的那种精神，是所有人共有并共同尊重的。阎连科说他曾写过很多带有强烈尝试意味的小说，如《日光流年》《坚硬如水》《受活》《丁庄梦》和《风雅颂》等，《我与父辈》是他不带任何尝试的写作和回归，从走得很远的高峰回到踏踏实实、扎扎实实的土地上，让写作中的张扬、狂欢和有意压抑的情感，回到土地的纯净和质朴中，把叙述中的技巧从写作中剔除得一干二净，这种质朴无华的写作，竟然可以达到人类情感的完全相通。

　　阎连科还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当前写作中存在的腐败。它们主要表现为：为权力和权贵的阿谀式写作，为金钱而欺骗读者的瞒骗式写作，为名利借用媒体的恶炒写作，不求艺术探索和个性的那种模仿式写作，以得奖为目的的迎合奖项标准和贿赂评委的堕落式写作……一个作家要做个好人，起码要戒除以上写作中的堕落与腐败。阎连科的话对当今的写作者具有警示作用。

　　读完全书，感受最深的，就是阎连科说的，“一个作家的心灵，不仅可以去温暖阳光照到的人的冰凉，更应该去温暖那些不在阳光之下的人的灵魂的寒冷”。在我看来，这部讲演录，与其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毋宁说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作家对当下社会人生的最切实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