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日前，山东的一个团伙因盗窃被抓。但在该团伙看来，他们是“盗亦有道”。该团伙成员王某说：“我们不偷百姓，他们没钱，再说他们挣钱也都不容易。我们只偷党政机关，都是公家的东西。”该团伙半年内行走4省作案29起，但他们从来不在自己家门口盗窃。（8月14日 齐鲁网）

    在“不偷百姓偷机关”的“良善逻辑”的铺垫之下，这几个“术业有专攻”的窃贼，意外地进入了一个错置的舆论场。网络上充斥着近乎反常的喝彩，人们用极富喜感的态度解读着这则容量不大的新闻，而这些自持“盗亦有道”操守的盗贼，瞬间被美化得高大全，俨然化身为反官方的斗士和英雄；即便盗窃本身，也宛若成了一场正义的逆袭。

    公共空间里，这种错位并不少见。城管被打时，官员被撞时，都会有不少人以异于常规的心态来解读。很显然，权贵者呈现的一些负面形象，使公众心中形成了深刻的偏见，以至于人们习惯用对立思维对强势方、权贵者的遭遇作出评判。于是，是与非、正与误，不再仅仅基于事实与理性，而隐含了对当事人角色的认定。我们看到，施于官贵之身的恶，常被解构得大快人心；弱者对法律的僭越，也被赋予了正义的符号。身份判断替代事实，理性让步于情绪，几个“专偷公家”的盗贼，也就可以重新被定义为斗士，就连违法刻章救妻的廖丹，也一度被塑造为平民英雄。

    廖丹不是英雄，窃贼也不是斗士，这是基于是非的朴素判断。盗窃发生时，并不会因窃取对象而有性质上的不同，换言之，窃谁都是恶。在现代文明体系下，法律与道德是基准的坐标，是是非对错的裁定标准，传统意义上的“盗亦有道”，已经褪去了正义性，不管因何而盗，不管是不是劫富济贫式的盗窃，在法治语境里，都是不允许的，都没有免于惩戒与苛责的权利。如果仅因为对官方持有偏见，就用宽容、激赏的态度，错位地美化一群违背法律的窃贼，甚至将其推上正义的神坛，只能说明社会的价值体系被偏见裹挟得太深。

    有一点是明确的，发生在公域的盗窃，本质上还是与公众紧密相连的。如果有身为纳税人的切实痛感，自然不会对“专偷党政机关”泰然视之，更不会将窃贼美化为富有正义感的斗士。遗憾的是，我们一边对政府浪费公共财物之举表现出深刻的厌恶，一边却又对窃取公共财物的行为抱以极大的支持，这种分裂的逻辑足以说明，现实中，有太多的人还沉浸在一种刻有偏见的是非观里无法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