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 浙江省公安厅日前发布通知，要求自9月10日起，省内药品零售企业在销售含麻黄碱类复方制剂时要登记购买人姓名、住址、数量等信息，并规定非处方药一次销售不得超过5个。据悉，白加黑、新康泰克等常用感冒药，经过炼制可变成冰毒。（8月30日《新京报》）

    实名制，俨然是一种“万金油”式的治理术。从菜刀、避孕药到感冒药，实名制正向公众生活的角角落落蔓延，形成对“代码治理”的路径依赖。实名制的实施初衷，是为提升执行效率，以控制“源头风险”，减少乱象。

    买感冒药实行实名制，目的在于消除芜杂乱象：因不少感冒药中含麻黄碱，其购买门槛又低，在常人手中用来治病，固然没事；可一旦落入毒贩手里，或沦为制毒材料。为规避风险，索性实名限购，对购买者采取“实名管控”。

    这般意图，群众却不待见。原因无他：实名制的好处无非是以一刀切的调控，节约执行成本，提高执行效率，可其代价是提高了群众买药的程序繁复度。繁文缛节之下，公众的时间、精力成本等都将增加。为了执行便利，将麻烦转嫁到群众身上，招致舆论诟病，在所难免。

    治理者迷恋，群众条件反射般地感到焦虑，这正是“实名制”时下的处境。细想来，推行实名制未尝不可，但应遵循“非必需则不采用”的原则。其双刃剑的性质，也决定了它在预防犯罪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多重风险：譬如行政权力的扩张，个人信息的“走光”等。

    可以肯定的是，以实名制来消除“制毒风险”，沿袭的是“有罪推定”的决策思路——毕竟，制毒者只是一小撮，可实名制面向的是所有的购药者，被限购对他们而言是同一化的待遇。在这种防控模式下，管理省了周折，对群众的身份信息利用也可最大化。

    然而，实名制未必就能精准“制导”，对为非作歹者的震慑作用也许有限。一来，在“终端性”的处方药销售中，药店恐怕不会严守规矩，在“监管眼睛”的遗漏处，很可能存在随意化出售。当药店的执行疏漏侵蚀了实名限购的威力，只会让实名制流于形式。二来，实名登记，能防君子难防小人，对不法分子来说，办假证、登记虚假信息或请人代购并不是多难的事。

    而且，个人信息成了买感冒药时的身份凭据，会不会变成牟利工具？在个人隐私动辄被泄露的现实情况下，这并非杞人忧天：在利益的诱惑下，药店能否守“信息”如瓶，保证顾客隐私绝不外泄？

    说到底，实名制不是治本的方子，而是依附在监管机制上的“外挂”。若监管真空化，实名把控也会被“架空”，沦为画皮一张。

    实名制的“工具”属性，若用得不当，或适得其反。规则设计应有起码的权衡：提升执行效力，未必就得让渡群众权利。对实名管控的迷恋，也当多些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