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我上初中。教我们语文的赵书仙老师兼任班主任,我担任班长。

    当时国家刚刚经历了抗美援朝，经济很困难，但为了培养人才，国家还是抽出相当的资金来发展教育、资助学生。那时，国家每年都要给学生发放助学金，品学兼优的学生可获得最高奖学金，但成分不好的学生没有助学金。学生们在道德品质和学习方面都力争上游。

    有一次吃午饭时，我发现餐厅里少了我们班的两名同学。报告老师后，我和其他两个班干部狼吞虎咽地扒拉了一碗饭，赶快分头寻找。当我到达学校后面的荒坡时，发现洋槐树上有两个人正在大把大把地把槐花和槐树叶往嘴里填。我一看，正是那两个同学。我在树下看了半天，他们竟然没有发现，我不由得流泪了……

    赵老师知道情况后，号召我们几个班干部捐了几元钱，资助那两个学生的生活，并派我和另一个班干部去他们家了解情况。

    两天后，我们徒步60多里到了那两个同学家。他们两家在同一个村，新中国成立后都被划定为地主成分家庭。他们家里父母已经年迈，住着破烂的窑洞，家境确实困难。

    我们把情况如实汇报后，赵老师很发愁，如果如实反映情况，学校一定不会让他俩享受助学金。我们班委商量后想出了办法。

    我们用班费买了一套理发工具，又印了5000张理发票，每张票面5分钱。因为价格不高，理发票很快便卖完了。当时我们学校有1000多名学生，我们因此收入250元。

    我们用这些钱对包括那两个同学在内的几名同学进行资助，还给其他同学买了牙刷、牙膏、洗脸盆（瓦盆）。课外活动时间和星期天，我们几个班干部就把教室当理发室，给大家提供服务，一直坚持到初中毕业。因为有了收入，同学们的班费不用交了，我们还为班里订了两份杂志和几份报纸，大家轮流传看。毕业时，同学们拍照的费用都从这笔收入里支出，没让大家掏一分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