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介绍了石刻艺术的起源、发展及其历史作用，本期讲述洛阳古代碑刻墓志的情况。

    三、洛阳古代碑刻墓志

    在洛阳邙山的古代墓葬中，东周、西周的墓基本在12米深左右，战国时期的墓葬一般在11米深左右，魏晋、唐朝的墓葬一般在10米深左右。在汉朝以前多有陪葬品，周朝时的青铜器较多，当时还没有墓志。

    魏晋时期开始风行墓志，一些达官贵人将其生平等刻在石碑上，这些墓志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最好的史记和人物传记档案。

    说起墓志，不得不提历史上的禁碑运动。大规模的碑刻兴起于东汉初年，最早的禁碑运动却是在东汉末期献帝建安十年（206年）。当时曹操看到连年战乱、民生凋敝，便以劳民伤财为由，下令不得厚葬，并禁止立碑。以后魏文帝曹丕坚持了这个政策，直至晋武帝。渐渐地，人们变立碑为埋铭——将竖立在墓前的碑稍作处理，随棺埋入墓中。这就是墓志的前身。

    洛阳出土较多的墓志为魏晋墓志、北魏墓志以及隋、唐、宋、元、明、清墓志，其中以魏晋、北魏、隋唐时期的为主。

    洛阳发现较早的墓志碑刻是袁安碑和袁敞碑。袁安碑刻于东汉永元四年（92年），于1929年在偃师县城南辛家村发现，现藏于河南省博物馆。袁敞碑于1923年在洛阳出土，东汉元初四年（117年）刻。袁敞为袁安之子，后多以“二碑”并称。

    至今，谁也无法说清在洛阳邙山上究竟有多少墓志。这些墓志不但是研究古代历史和人物传记的最好史料，也是练习书法的最好摹本。

    墓志的书法价值和史料价值，受到了国内外一些著名的学者、古董收藏爱好者、文史专家和古董商的青睐。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当时的史学家罗振玉、马衡，燕京大学的教授容庚、顾颉刚，以及后来为洛阳人熟知的民国时期的于右任、张钫等，甚至时居北平的鲁迅也曾收集过洛阳的文物。这些人对洛阳的墓志都有浓厚的兴趣。

    四、近代名人对墓志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清末至民国，洛阳的地下文物出土颇多，一些学者、官员、军阀纷纷来洛阳实地考察，对出土的墓志进行收集、研究、出版专著等，取得了很多成果。

    1915年到1917年，酷爱金石的曾炳章任洛阳县县令。他虽然在洛阳为官仅一年多时间，但与洛阳的金石文物结缘深厚，曾收集了不少墓志。

    罗振玉祖籍浙江上虞，清朝末年曾任学部参议、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职，是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与王国维并提的重要学者。罗振玉早年留心于古器物的鉴别，收藏颇多，其中有不少精品。1911年2月，罗振玉的胞弟罗振常等来河南安阳小屯村收购龟甲兽骨，收到了一些洛阳古文物，因此对洛阳的文物很感兴趣，后又多次来洛阳。1915年农历二月，罗振玉从日本回国后，只身来洛，转遍了东大街的古董店，购买收藏了数十种隋唐墓志等拓片，并着力寻找有价值的墓志。

    考古学家马衡出生于浙江，1917年受聘于北京清史馆任纂修，后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考古学教授，1933年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1923年夏，马衡在洛阳住了一周，购买了许多出土文物。马衡搜集整理洛阳太学遗址出土的汉魏石经多种，并到现场考察。

    马衡对洛阳古墓出土的文物研究多有收获，郭沫若曾对他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 （摘自《洛阳这百年》 紫城 著）